19

国退民进

十五届四中全会于 1999 年 9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在国企改革里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开启了“国退民进”；

2）政商分家：国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

3）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遗憾的是，这一点后来未得以被落实）。

20

银行业重整

2001 年是中国金融业最困难的时刻：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 30 ％，连周小川本人也坦承银行业陷入“技术性破产”。

为拯救银行业，中国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银行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改制上市；

财政对银行注资。

此后，中国银行业奇迹般起死回生，工商银行成为“宇宙行”。

假如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的今天将会怎样？

21

入世

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展开了拉锯式谈判，关键时刻朱镕基亲自披挂上阵。

事后看来，中国成为 2001 年入世的最大赢家。但在当时，国内却弥漫着“入世是引狼入室”的悲观气氛，可以说入世是一次充满历史勇气的抉择。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入世后，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入世也证明了“以开放促改革”的有效性。

22

世间已无体改办

1980 年国务院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

1982 年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体改委”撤销，改设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从体改委到体改办，成为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机制创新，也培养了大批“改革促进派”政治精英，以王岐山、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郭树清为代表。

由于体改委本身没有审批权，相对有效地避免了改革被部门利益绑架的陷阱。

遗憾的是，2003 年体改办被并入新成立的“发改委”。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学界大力曾呼吁重新设立“体改委”。取而代之，中央决定设立更高层次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历届体改委、体改办主任

23

一行三会体制确立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就是金融深化的进程。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转型为专门的中央银行，随后证监会（1992）、保监会（1998）、银监会（2003）分别成立，中国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框架，为此后金融业大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

近年来，随着金融混业、金融创新的演进，一行三会体制变得难以适应。

2017 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拉开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大幕。

24

保护私有财产入宪

2004 年 3 月 14 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内容写入宪法。

这一突破，体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现代经济观念，私营经济历史性地赢得正式合法化。

彼时，民企已占 GDP 50 ％左右。

▲长期为民企地位呼吁奔走的“保大炮”保育钧 2016 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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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农业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迅猛崛起，背后则是“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历史贡献。但沉重的负担令低效率的小农经济日益无法承受。

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笔者至今对小时候去乡里交公粮挥汗如雨的痛苦场面记忆犹新）。

2006 年 2 月 22 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 80 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

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还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转型新时期。

▲交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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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置改革

中国股市成长中一大历史遗留问题是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同股不同权。

“大非小非”转为流通股的恐惧，导致股市持续低迷。

2005 年，中国创造性地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进行利益补偿”的方式，化解了这一难题。

证监会“非常英明地”将讨价还价的细节交给了每一个上市公司自己去处理，但规定股改方案必须经过三分之二流通股股东同意及三分之二全体股东同意。

这一政策是 2005 年股改可以顺利推行的关键。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没有导致股市崩盘，反而迎来一轮历史性大牛市。这一改革，可以为当前悬浮的 IPO 注册制改革提供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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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

21 世纪入世以来，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同步进入上升周期，大宗商品价格大涨，资源型央企成为最大受益者。

实力大增的央企，开始逆转，走向扩张之路，出现“国进民退”之势。

最标志性的事件是，2005 年国资委勒令非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但在强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