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炮轰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攻占了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政策，仅三个月时间，东北三省沦陷。这就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反蒋抗日义愤。于是澄城党组织领导当地各界人士，特别是爱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组成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革命浪潮逐步高涨。10月，全县成立了教师抗日救国会，接着在城内、王庄、寺前几个小学都先后成立了学生救国会。

寒假期间，县街南小学（即县立一高）学生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张堃生，在组织同学下乡宣传时，于王庄小学（即县立二高）结识了澄城早期党员张鼎安，鼎安对学生们的抗日宣传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指导。此间，韩城党组织派冯玺玉来澄，传达了党的指示，并帮助学生抗日救国会开展工作。救国会每日在县城遍贴简报，向民众宣传，并选一高15名学生组成假期宣传队，奔赴南北各乡，逢会宣传。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抗日救国会没收了县城资本家董庚合的“日光”肥皂等一批洋货。当时，活动积极的有张堃生、刘仲棣、贾武祥、杨兆春、成邦栋等。

在西安上学的孙效康、张卓之和在同州二师（今大荔师范）上学的丁本淳、雷德时、张文超、刘正法、张保祯、李云等20多位青年，利用寒假集中于县城，组织起澄城旅外学生抗日救国会，开展反蒋抗日救国活动。

1931年冬，在澄城县党团组织领导下，以澄城旅外学生抗日救国会为骨干，联合县城学生，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砸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澄城县党部，吓跑了党务指导员王志英；学生们随后又冲进县府，将县府人员集合起来，将平日为非作歹的衙役和破坏抗战、欺压群众的官吏进行严厉训斥和警告，迫使县长叶舟将镇压学生运动的教育局长袁子豪和建设局长兼平民工厂厂长郑兆兰予以撤职。同时，张鼎安任王庄小学校长时，组织和领导了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成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会长雷俊斌，副会长刘正乾，会员有问水平、郭书定、成志俊、芦有成、刘明山、李文庆等。每逢王庄集会，救国会带领学生，上街游行，讲演宣传。随后深入到农村，先后利用义合、干浴汤坊、关家桥等庙会和奔赴洛城、塔冢、太贤等村庄，向群众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喊着“日本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口号，深入村头巷尾，进行讲演，教唱抗日歌曲，演活报剧，刷写墙头标语，编写壁报。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刘正乾、问水平等，加入了党的组织。1932年8月澄城警变后，张鼎安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王庄小学。1933年，该校抗日救国会和党的工作便由在义合学校教书的管建勋负责。学生每次下乡宣传，虽然受到校方种种干预，但始终没有停止。而且在坚持斗争下，将反动校长雷欣恺赶下了台。

侵略者的铁蹄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反蒋抗日的怒潮不断高涨。澄城抗日救亡活动由县城、王庄迅速扩展到冯原、刘家洼、韦庄和醍醐一带。

1936年8月，日伪军肆无忌惮地侵略绥远，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率部抵抗。11月，绥远军民在全国人民的齐心声援下，奋起抗击日军和伪盟军的进攻，收复了百灵庙等战略要地。澄城人民特别是王庄、冯原、刘家洼三区的教员、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援绥募捐宣传活动。刘家洼学校的学生在校长张卓之和教师刘仲棣、张质平、李育才的支持下，由贺丕烈、刘振中、史保堂、张印五、李志忠等30多人，组织了援绥募捐宣传队。张卓之利用训练壮丁的机会给青年讲课，灌输参军参战，救国救民的思想，并编写了宣传节目《亡国奴的下场》。每逢集会，募捐宣传队员就上街演唱。王庄小学梁月映、王子文、王凤祥、王万荣、曹发全、成俊明等人也积极参加了募捐宣传活动。冯原学校张德财（共产党员）、张堃生等，组织学生停课回乡宣传募捐；教师张文超给学生编写了以“为国为民支援前方，同胞起来保卫家乡”为主要内容的“缘启”，印在募捐册扉页上， 作为募捐时的文字宣传。从此不少学校都组织起援绥宣传队，利用集会和农村庙会，大张旗鼓地开展募捐宣传活动，师生们高呼“支持绥远抗日将士”、“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每到一处，便演讲唱歌、募捐。当时，抗日救亡歌曲最流行的有《义勇军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其中《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歌词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响，要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光”，师生们的宣传活动，是人民群众深受鼓舞，爱国情绪更加高涨，于是纷纷以实际行动，向绥远军民捐献，仅冯原、王庄两地捐献200余元，还有鞋袜、衣物等实物。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澄城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西北抗日联合会来澄的罗勉等四位爱国青年学生的积极配合下，组成了以张鼎安、张绍安（进步人士、县保安大队长）、张质平、张堃生、张卓之等人为主的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核心。他们聚居县城，共商成立各界抗日联合会和其它抗日救亡团体大事，准备以实际行动响应“西安事变”。

12月21日，在县城召开了各界5000余名群众参加的市民大会。大会由张卓之主持，张绍安等人讲话，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拥护张、杨八大救国主张，有枪的出枪，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收复东北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大会发了拥护张、杨八大救国主张的通电，向县政府提出取消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的要求，组织各界抗日救亡团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驻扎在大荔县的国民党军队冯钦哉部要进驻澄城“维持治安”的消息传来后，张绍安、张鼎安立即带领县保安大队200余名官兵和30多名抗日救国牺牲团团员及“化俗社”演员，移驻县北崖畔寨，并派员分别与陕北党中央和西安杨虎城部联系。起义部队和抗日救国牺牲团进寨后，当地反动头目杨荣轩、王保坤、王尚文等极端仇视。他们勾结冯钦哉部刘子俊旅，在起义士兵中收买奸细，组织赵庄、刘家洼、罗家洼一带的乡保反动武装，偷袭崖畔寨，围剿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张绍安、张鼎安三次组织起义官兵突围，顽强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张鼎安、张绍安、张德安、刘仲棣、袁子厚等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共11人壮烈牺牲。澄城地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此时，地方反动势力更加凶残，到处搜捕地下党员和抗日援绥募捐的积极分子。但敌人的疯狂反扑，并没有吓倒共产党员和革命军民，他们有的隐蔽下来继续从事党的活动，有的离开家乡，参加了红一、二方面军或北上边区。

1937年9月13日，朱德总指挥率领八路军总指挥部东渡抗日，途经澄城时，受到了地方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天部队宣传队在县城老爷庙为地方各界人士演了宣传抗日的节日，朱德总指挥登台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澄城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一批爱国青年随军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从此，澄城抗日救亡运动又趋活跃。党组织积极动员各界进步人士支援抗日前线，再次开展募捐宣传活动，县抗敌后援分会，亦积极指导各机关、学校、团体成立抗敌支会。南街小学、县立女小两个支会于农历九月十三日县城过古会期间，组织募捐宣传队，共募集六七十元之多。

1938年，王庄小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在地下党负责人白云峰，共产党员、教师李民桢的指导和支持下，每逢集会和星期日，学生走上街头或下到农村，运用教唱歌曲、讲演、发传单、演戏等形式，向民众宣传，唤醒同胞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团结战斗争生存。关复强、关相生、成书堂、郑拓彬等高小毕业后，奔向延安和三原县安吴堡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澄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有力地鼓舞和支援了前方军民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