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陕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民国18年“大年馑”，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食糠菜、咽树皮，饿死者几乎村村可见。大灾之后，澄城两年连续干旱，收成甚微。加之反动军阀公开抢劫财物，肆意摊派粮款，民不聊生。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减粮免差，而且变本加厉，苛捐杂税不断增加。省政府每年向澄城征收3.22万石田赋。县政府又随同田赋增收2——3%的党政军开支。此外，还有耗羡银、大平余银、小平余银、赔款差役银、火耗银等，千方百计强加于民。地主豪绅和投机商人也趁灾年抬高粮价、压低地价，小麦每斗价由3角猛涨到5元左右，用一斗甚至不到一斗麦就可换地一亩，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加之蝗灾、霍疫接踵而至，这对于灾年苟延残喘的人们，无异于雪上加霜。据当时11月23日《西北真报》统计资料载，全省死亡人口达250余万，其中以蒲城、渭南、合阳、澄城等20余县为最重。“叹吾一方，澄城饥民遍道旁，鸠形鹄面，卖妻鬻子令人真惨伤，啼饥号寒，嗷嗷待哺童，通宵达旦庶几乎？唉矣！光明何期？”这首北上宣传歌，正是当时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真实写照。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国民党当局不但未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反而对灾民敲骨吸髓，残酷压榨。对此，澄城党组织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与陕西省委提出的“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债”和“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指示，将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派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分别到农村，以教书作掩护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交农、抗税、分粮斗争。
（一）交农运动
1931年6月的一天，共产党员吴卜亭，在县立一高教师党谅亭的住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谅亭、杨世英、杨森定、杨林波等人。吴卜亭力陈农民饥寒之苦，指出：“农民现在活不成了，难道能不管吗？……。”经过讨论，决定采取“鸡毛传帖”的办法，发动全县农民开展交农斗争，以迫使县政府减粮免差。确定沟南一带由醍醐小学党员教师李民桢发动，县西一带由王庄小学党员教师张鼎安发动，县中一带由一高党员党谅亭和杨林波发动。以县城为中心，按照约定时间分别在东寺（今文化馆地址）、瘟神庙（今化工厂地址）、救郎庙（今物资局地址）、北庙（今正街北头沟边新楼地址）集中。会后，通过进步学生，利用集会和星期日，在全县秘密散发“鸡毛传帖”
7月的一天，交农大军千余人肩扛杈把、扫帚等农具，浩浩荡荡直奔指定地点。由于国民党政府发觉，当农民赶到城外时，城门紧紧关闭，并派兵严守。交农大军怒不可遏，手举农具，高呼“要求减粮免差！”“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怒吼声中，西城门被农民用木杠轰开，北城门被一名同情农民的守城士兵用枪打开门锁，交农大军蜂拥而入。进步学生孙钟哲、党永昌、贾武祥、张卓之等带头冲入县政府大院，闯进县长叶舟住处，公务人员纷纷逃窜，叶舟越墙藏匿在祖师庙巷李少堂家中。交农大军愈加愤怒，口号震天。此时，进步绅士公安局局长张绍安出面，向群众保证，立即出布告，“免征粮差”劝慰大家回家安心种庄稼，交农群众才渐渐离去。不久，县政府贴出告示，豁免了当年部分粮差，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2年，各种苛捐杂税又压得农民抬不起头，澄城党组织于夏初，再次组织交农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人数较少；集中在西关城隍庙，县城四门仍然紧紧封闭，县长李开端在西城门楼上出面承诺减粮免差，并用竹笼从城上吊下铜元，发给群众作为回家盘费。结果群众上当受骗，并未减粮免差。
（二）抗税斗争
1932年春，县政府杂税局局长韦子轩，将省财政厅分配给澄城的全年税款，转包给冯原的曹宏基和尧头的董庚合等有钱有势者。曹、董为了饱肥私囊任意提高税率，将畜税率由值百抽二提高为值百抽五，农民皆以为苦。
地下党员王庄小学校长张鼎安，以学校和农民夜校为阵地，向学生、农民进行反对苛捐杂税的教育，并亲自深入街头、商店和村巷，宣传鼓动群众开展抗税斗争。
3月10日，学校党支部派五六名学生前往王庄镇税务所找韦永康（韦子轩侄子），要求捐款资助学校，被拒之后，便组织了五六十名学生，手持“反对苛捐杂税”、“打倒韦永康”、“把畜税由五分减到二分”、“把税收的六成归学校”等内容的小旗帜，上街游行宣传。并于3月20日借王庄集会，派学生党员刘正乾、问水平、成志俊和学生抗日救国会的雷俊斌、郭书定、卢有成、刘明山、王作栋等在牲口市自行摆桌收税，当韦永康阻拦时，40余名学生和10余名农民群众便与税吏进行说理斗争，并赶走了韦永康。使其威风扫地。王庄镇的税收即由共产党员孙苟娃按规定代收，所得税款全部作为学校经费。前后共收了两个多月。
四五天后，县政府派人以调解为名到王庄小学抓人。张鼎安闻讯后，立即安排如何保护问水平、成志俊等，同时又考虑万一被抓后，即在郭家洼沟圈组织援救的具体事宜。当县政府派人来校抓人时，张鼎安将学生联合起来，当面对差人说：“你们看是哪个学生打的人，就把他带走！”差人见势不妙，都灰溜溜地走了。此后，韦子轩上告王庄小学自行收税，张鼎安遂派问水平上县请愿，并函告县学联负责人张堃生配合。问到县城后，即与张堃生、李志仁、孙钟哲、贾武祥、靳尚谦等一起开会研究。他们除派代表向县政府进行说理斗争外，还收集整理了韦子轩违犯税收条例，擅自提高税率，将税包给亲朋厚友，私自扣押百姓，经常聚众赌博，上下贿赂公行，打伤学生等八条罪状，由张堃生书写呈文，向县长叶舟和省政府控告，经过激烈的斗争，国民党县政府慑于群众威力，撤销了韦子轩杂税局局长职务，并答应税率按值百抽二征收，税额的2%归学校作为经费，抗税斗争获得胜利。
（三）分粮斗争
1932年10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对东府工作决议》指出：“东府各县党组织必须抓紧目前广大农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领导农民抗粮抗款抗高利贷的斗争，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发动最广大的贫苦农民起来，分（配）豪绅富农的粮食。”1933年2月20日，澄城地下党在王庄召开会议，成立中共澄城县委，作出关于农村斗争的决议，明确提出“分粮、抗债、抗租”的口号。
1933年3月，县委书记张鼎安在王家坡王顺娃家召开了会议，参会的有西南区委书记雷振东（在北棘茨教书），西白龙党支部书记李子云（在阳庄教书），王家坡党支部书记熊敬华和党员王安堂、田仲云等，研究部署了分粮斗争。决定分王家坡地主王林生和阳庄地主武录子的粮食。雷振东为总负责人，并组织发动醍醐群众；田仲云、李子云分别组织发动北棘茨和阳庄的群众。张鼎安深入基层做工作，要求每个支部成员至少发动三名群众。
4月27日晚，雷振东、李子云组织的农民和学生，进行动员，并约定醍醐、北棘茨、阳庄三路并进，首先分地主王林生家的粮食。4月28日，李子云带领阳庄的武肯堂、段启娃、段启奎、段百祥、武顺成、武庚西、武东瑞、武优运等三四十名贫苦农民和阳庄小学武林峰（少先队负责人）、武丙森等10多名学生，高举上写“少年先锋队”的红旗，手持刀、矛和二三支长、短枪，浩浩荡荡地奔赴王家坡。午后，李子云带领群众冲进王家大院，分了王林生家的三四石玉米、糜子、扁豆和一些食油、面粉等。之后，又到阳庄去分武录子家的粮食。武录子闻风后如惊弓之鸟，关闭大门，越墙向韦庄民团报警。为了保护分粮群众，雷振东、李子云下午5时左右，带领参加分粮斗争的党员和群众，在阳庄南寨子做了简短安排后，各自散去。
分粮斗争触犯了豪绅地主的利益，韦庄反动民团勾结蒲城永丰、大荔汉村民团，狼狈为奸，在王家坡、阳庄一带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李子云、武林峰被迫逃往异乡，武林峰的父亲和阳庄学校的办事人员被民团捆绑。六七月间，李子云回家后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以“吃大户”为名，托人问王林生说话，暂时调和了矛盾，从而保护了参加分粮的学生和群众。
澄城地下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的交农、抗税、分粮斗争，不仅宣传了革命思想，扩大了党的影响，而且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1933年秋，《西京时报》刊登了“赤氛一张”的谬文，大肆攻击澄城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反面证明了人民群众反军阀、反封建斗争的巨大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