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指示各地发动革命兵变，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32年5月，陕甘游击队在韩城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省委派人在澄城醍醐召集了当地几个负责人开会，决定发动澄城县公安局兵变，以牵制国民党军队在韩城围困红军之兵力。正在准备之时，韩城地下组织暴露，陕甘游击队由韩城南下经澄城北部西去，计划随之终止。6月间，韩城地下党组织派人来澄，提出急速发动兵变，开展斗争。但适逢同州（即大荔）国民党军队约百余人进驻澄城，党组织唯恐敌众我寡，便派人向省委反映，请求陕甘游击队前来协助。省委答复，无须依赖帮助，自己势力不行就不发动。之后，省委贾拓夫来澄检查工作，同意举行澄城、蒲城、韩城“三城”暴动，并派熊敬华与刘志丹游击队联系（没有找到）。8月8日，三县在醍醐小学召开了联席会议。与会的人员中，澄城有李民桢、吴卜亭、雷振东、雷德时、丁本淳、雷起云；蒲城有李促霄、刘俊德、奥天笃；韩城有冯玺玉等。会议决定11日在澄城发动警变，由王庄小学任教的地下党员张鼎安具体领导，醍醐区委书记雷振东、雷起云进城参加暴动。王雨璋、丁本淳、雷德时、田凤岗等人分别负责破坏破坏通往大荔、合阳的电讯线路，冯玺玉回韩城取党组织藏匿的枪支。当时，丁本淳还为警变绘制了澄城境内的活动交通图。

在此之前，张鼎安在王庄小学利用给士兵教识字、唱歌之机，宣传进步思想，开展士兵工作，终于使孙镇海、李拴定、李根卯、王定坤、石养南、胡朱儿、高文祥、焦书定、董子俊、车子俊等受到影响，倾向革命。张鼎安还派党员刘定文到县公安局开展士兵工作，发展事务员白耀荣、巡官翟振武、保安班长张保元为党员，这些人都成为警变中的骨干分子。

8月10日，张鼎安和刘正法等人一起到县城，派县公安局内线人员到乡间征调农民和落伍军人，再令南北各地党员召集部分进步学生和农民参加警变斗争，并分配有关人员连夜张贴标语，拆毁敌方通讯线路。又召集公安局的八九名士兵开会，决定11日10时举行警变，在南城门楼上集中分配任务，发布行动命令。同时决定在警变中枪毙县长、民团团长、公安局局长等人，收拾四家大商号，将所收获的大洋大部分分发给变警安置家庭；两天以内再收缴县北民团200多支枪，开往北山，成立游击第七支队（队旗已缝好）

11日，各地参加警变的学生、农民约50余人，集中到县城。此时，北城门是保安团看守，东、南城门是公安局看守，这三个城门看守士兵中都有自己的人，只有西城门全是保安团的看守。与此同时，丁本淳、雷德时、田凤岗和王雨璋、孙春堂分别破坏了原畔、代庄两处的电讯线路；党员孙苟劳、刘六锁在王庄至陇头一带张贴了宣传标语。晚10时，张鼎安在南城门楼上分配具体任务，公安局局长邵学述上城查哨，刘正法等人乘机将其捆绑起来，收缴了短枪。在捆绑中，邵的喊声被正在西城门上查哨的保安团副团长和子章听见，便跑去察看，还未等其走近，南城门指挥所的士兵即冒然开枪，和子章见势不妙拔腿而逃。枪声引起西、南两城门楼上的人对打起来。警变指挥所立即派人到公安局收枪带人。变警经过顽强战斗，抄袭了县政府，收缴了公安局枪支40余支。此时，各城门楼上枪声四起，县长、绅士、民团头目等乱作一团，纷纷逃到西城门楼上。此时，在南城门下的张鼎安久等不见收枪音讯，却听到警变队伍被围困的讹传，认为无法再战，便带了10余人和五六支枪离开县城，埋藏好枪支后，与刘正法等3人去沟南，经醍醐前往西安。

张鼎安走后，因警变失去领导，变警、学生和农民百余人携带50余支枪出城盲目东去。途中，有的逃跑，有的不知所措，互相埋怨。行至代庄附近时，部分变警反水，将王安堂、雷振东、雷起云、孙苟娃、王永顺、叶书堂、叶水平等人捆绑起来，扣押在一个庙内。黎明时，雷振东、雷起云、叶书堂等人乘看守士兵打盹之机，互相解绑后脱逃；王安堂、王永顺、孙苟娃等在被押送县城途中亦乘松绑喝水之机分别逃走；叶水平经群众劝说才被释放。白耀荣带了20余人奔赴毛老鼠沟一带，因无人领导而自散。这时，县政府和保安团和子章之流，四处通缉地下党员，并下令封闭了王庄学校，霎时，白色恐怖笼罩澄城。

警变失败后，张鼎安向省委报告了组织兵变的情况。中共陕西省委遂于9月13发出《给澄县的指示信》，10月14日又在省委《学习与斗争》杂志上刊载了张鼎安写的《开发澄城游击战争的前后与教训》的文章，并加了按语，系统总结了警变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最主要的是脱离了政治领导，只是单纯的军事活动；没有进行发动士兵的工作；没有农民斗争配合；完全是少数人的个人英雄式的领导。

这次警变虽然没有成功，但它在传播革命思想，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