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消息传到澄城，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支持张、杨两位将军的爱国正义行动和救国八大主张，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新的高潮，并初步形成了以张鼎安、张绍安、张质平、张卓之、张堃生等人为代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其时，国民党县党部人员逃之一空，县长去庐山受训，代县长高冠军无力左右局势。
张鼎安当时是中共澄城地下县委书记。其兄张绍安是澄城开明绅士，在共产党影响下，表现进步。“西安事变”发动前5天，张绍安被国民党省政府委任为县保安大队长。“西安事变”发动时，杨虎城即电告张绍安，让其支持。电报被代县长扣押两天后方告知张绍安，张即密电致杨表示支持。
12月中旬，绍安、鼎安等人酝酿成立澄城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召开市民大会，并组织武装力量，随即举行保安大队起义，然后将队伍移驻县城以北50余里的崖畔寨，整训之后开赴抗日前线，以实际行动响应和支持“西安事变”。
按照这个想法，立即着手进行了紧张的准备。一方面，由张卓之等人在县教育科旧址开会起草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言、章程，研究组织机构等事宜。另一方面，在张鼎安指示下，杨兆春、张堃生等人在国民党县党部开会，成立了革命武装组织——“抗日救国牺牲团”。张堃生起草了宣言，内容主要是拥护张、杨八大爱国主张，指出“联红抗日”是救国唯一出路，号召群众武装起来，保卫西北，保卫祖国，团结抗战。杨兆春、张堃生分别担任牺牲团正、副团长，报名参加牺牲团者达200余人。受党的委派，西安西救会学生罗勉来澄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参加保安大队起义，同行的还有崔海瑞等3人。
与此同时，占领崖畔寨的计划也在进行中。张绍安先将盘踞在崖畔的地方民团头目、赵庄联保主任杨荣轩召至县城软禁。12月18日晚令保安大队中队长潘书堂（共产党员）带领宋子成等10余人前去夺寨。临走时，绍安叮嘱潘等一个人都不准打。19日黎明，潘书堂等占领了崖畔寨的唯一进出口——北门，旋即占领了寨子，但潘书堂却遭杨荣轩、王保坤（崖畔寨豪绅、反动头目）的走狗彭黑兴暗枪杀害。绍安得知寨子已拿下，当天中午就释放了杨荣轩。
革命形势高涨，使反动势力大为惊恐。代县长高冠军和赵仲明等，先是向驻大荔的国民党军冯钦哉师告密，说张绍安保安大队完全赤化，请求派军来澄维持秩序；同时，又在保安大队内部进行分化和策反活动。赵、高二人与保安大队秘书郑兆兰早有勾结，三人密谋于12月20日晚纠集保安大队二中队队长季仲贤、分队长何思集等人秘密开会，策动叛变。王保坤则利用他与驻合阳的冯师旅长柳子俊的亲家关系，要柳派兵镇压保安大队。
得知敌人将要来澄消息，保安大队即作出尽快撤往崖畔寨的决定。张鼎安指派部分党员到各抗日团体中去做工作，自己则协助绍安商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张卓之带人从县城商号收了30多支枪，张绍安也设法筹措军费。
经过短促的准备，12月21日，牺牲团和各抗日组织在县城召开了有50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即市民大会）。大会由张卓之主持，张绍安、吴卜亭讲话。张绍安在讲话中号召澄城人民坚决拥护张、杨八大爱国主张；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大会宣布成立“澄城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张绍安任联合会主席兼军事代表，吴卜亭为农民代表，张堃生为教师代表，张印五为学生代表，李育才为工人代表，李子俊为商界代表。大会通电拥护张、杨八大主张；并向县政府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和无用机关，减轻人民负担，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等要求。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行至县政府时，群情激愤，高呼“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卖国贼！”。抗日救亡运动声威大震。
深夜零时左右，澄城县保安大队起义。参加起义的有保安大队两个中队的200余名官兵，抗日救国牺牲团成员30多人，县化俗社的30多名演员等。保安大队秘书郑兆兰此时已叛变投靠县政府。当夜，张绍安、张鼎安率领这支300余人的起义队伍出县城西门，北上崖畔寨。刚行至西门外的瘟神庙，季仲贤与何思集即按预谋挟持一个分队南逃交道，叛变投敌。22日晨，起义队伍到达刘家洼镇后稍事整顿，同时派出少数牺牲团成员到各乡、镇联络人、枪。早饭后，进驻崖畔寨。张绍安即命秦杰代理二中队长；党永昌代理秘书；杨俊杰为分队长，驻守北门。牺牲团成员则分头去作士兵工作。
开初，绍安、鼎安选择崖畔寨作为暂驻地点，是考虑到这里三面临沟，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寨内居住300多户富家，粮、物积藏甚多。但对不利条件则估计不足，致使进寨后即面临困境。首先是保安大队中不少人思想不纯，消极动摇，有的人则担心绍安、鼎安不会指挥作战，情绪一直不稳。且寨内住户多系杨荣轩、王保坤的亲属、亲信及地主豪绅，与起义队伍持对立态度。牺牲团负责成员曾就此严重情况向绍安、鼎安提出攻打赵庄杨荣轩的反动民团，铲除附近之敌；将武装拉到毛老鼠沟、黄龙山一带活动，避免死守；组织佃农武装；将牺牲团调到寨外，以成倚角之势等四项建议。张绍安只同意后两项，而对杨荣轩的反动力量则掉以轻心，并执意坚守崖畔寨。
为了与上级联系，得到指示和援军，24日，张鼎安派孙苟娃和贾武祥带上刘仲棣以鼎安名义写给党中央和省委的两封信前往陕北；张绍安也派吴建初持党永昌代拟的绍安致杨虎城的信件前往西安，请求支援。起义队伍则在寨内一边等候消息，一边整顿训练，准备迎击敌人。
这时，反动势力镇压起义的罪恶行动正在加紧进行。就在寨内派人去陕北、西安的当天，柳子俊旅开进县城。盘踞在赵庄一带的杨荣轩、王保坤、王尚文、杨鹏轩以及宋家庄联保主任郑春定等反动头目，按照县政府的指令，在赵庄联保处召开秘密会议。组织革命力量，拟定攻打崖畔寨的计划。收买叛徒，以作为内应，始终是他们重要的反革命策略。杨荣轩先以钱、物收买了保安大队驻守北门的分队长杨俊杰，又通过杨俊杰收买了北门守兵王德保等四人。杨俊杰借拉粪作掩护，将杨荣轩、王保坤未及转移的枪支、弹药偷运出寨。此事被分队长宋子成察觉，即向绍安、鼎安报告。经审问，杨俊杰招认了罪恶行径。鼎安主张立即枪毙这个败类，但绍安见杨痛哭哀求，则心慈手软放了杨。杨俊杰第二天就投奔了杨荣轩，后又参与攻打崖畔寨的反革命活动。
27日，寨内的牺牲团成员在张堃生带领下，转移到刘家洼镇，继续做抗日宣传和扩大武装力量的工作。是日夜，杨荣轩令其亲信杨二娃、张八保等带领民团从赵庄联保出发偷袭崖畔寨，因云梯断折，攻城不遂。
29日夜3时左右，仍由杨二娃、张八保等带队再次攻打崖畔寨。敌人攻城一开始，保安大队北门守兵、内奸王德保首先开枪打伤分队长宋子成，另两名内奸梁平喜、杨保彦也开枪袭击守城士兵，当场打死2人，打伤3人，随即打开城门，放民团入寨。
北门失守，保安队军心大乱。由于杨荣轩、王保坤等不断分化瓦解，有人投敌，部分人被打散。面对如此险情，绍安、鼎安仍率余部骨干分子组织了三次反攻。第一次，派中队长袁子厚带50余人强夺北门，结果袁子厚被俘遇害，强攻失利；第二次，着分队长党志明率40余人再行反攻，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势，火力猛烈，司号张相平、战士张自强不幸牺牲，反攻受挫；第三次，组织了30余名战士由李福祥率领，胡进才吹起冲锋号，立即英勇冲杀，但由于腹背受敌，队伍撤回时10余名战士被俘。三次反攻，均未奏效，绍安、鼎安乃决定从南沟突围。此刻已是午时，起义队伍只剩20余人。
就在这时，敌人提出谈判，令张绍安等缴械投降。绍安视死如归，坚定地回答：“哪怕死在崖畔寨，也不缴枪！”敌人劝降破产，遂于下午1时左右从北、东、西三面猛烈进攻。绍安、鼎安率余部且战且退，当团部撤至寨子南坡土窑时，绍安、鼎安身边仅剩刘仲棣、秦杰、党永昌、刘银郎数人了。这时，敌人从四面狂叫：“缴枪不杀！”绍安临危不惧，首先从两丈多高的崖头跳到南沟底，鼎安等亦毫不犹豫急速跳下，以图躲避。敌人乱枪射来，绍安、鼎安和刘仲棣壮烈捐躯，只党永昌、刘银郎、秦杰逃脱。震撼澄城的保安大队起义在敌人的疯狂围剿、血腥镇压下失败了。
在崖畔寨战斗中，起义人员英勇牺牲者共11人：张绍安、张鼎安（共产党员）、张德安、袁子厚（共产党员）、潘书堂（共产党员）、刘促棣（共产党员）、张子强、张官保、张相平、李振江、杨兴运；受伤者共6人：宋子成、韩天才、雷书生、张贵耀、杨党娃、党宽宽。
30日上午，敌柳子俊旅的一营人开到崖畔寨，见起义已被镇压，下午便撤走了。
派往陕北送信的孙苟娃、贾武祥到达延安后，党组织负责同志郭洪涛、张邦英接见了他们，指出，起义队伍应马上撤至黄龙山等候中央指示。孙、贾二人路途往返用了一月时间，及抵澄时，起义已失败。南下西安联系的吴建初，因雪雨阻隔，泥路难涉，12月29日方抵西安，30日见到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和参谋长韩温锡，他们亦指出，保安大队应撤出崖畔寨，到黄龙一带驻扎。吴建初返回蒲城时，得知起义失败之事，只得作罢。
驻扎在外的牺牲团虽四处求援，但远水近渴，无济于事。况其成员多为青年，缺乏战斗经验，兼之枪少弹缺，因而未能直接救援崖畔寨。起义失败，牺牲团即告结束。
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澄城。反动势力到处张贴布告，搜捕起义者，狂叫对牺牲团成员要“格杀勿论”。冯原乡徐卓保长李正恒杀害了共产党员张德财，郑公乡联保主任王尚文打死了牺牲团成员祁祥娃。起义士兵张贵耀为逃避迫害，改名换姓下了矿井，杨荣轩就将其父张庚娃抓去拷打索人，张家变卖房、地，凑了175块银元，才把人赎回。由于牺牲团成员大都是当时援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反动势力又追查援绥募捐之事，甚至要募捐者以高于募捐成10倍的钱来“赔偿”。遭到敌人严重威胁、迫害的牺牲团和各抗日团体中的进步青年张堃生、张卓之、刘振中、贾武祥、吴建初、杨兆春、张印五、雷鸣霄、张保祯、刘志汉、李育才等数十人先后离澄，参加了红军或进入陕甘宁边区。澄城县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一时转入低潮。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逼蒋抗日方针的影响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其后终于促成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形成抗日团结的局面。1937年9月，八路军总指挥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路经澄城，地方政府在县城召开群众欢迎大会，朱德总指挥和任弼时同志在大会讲话中提到“崖畔事件”时说，过去的事不要再纠缠了，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从此，澄城的白色恐怖才逐渐收敛，团结抗日的形势方有了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