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炳光

耿炳光，字景山，又名坚白、仲康，笔名剑北、白云、季云。1899年4月2日出生于陕西省澄城县交道乡自古村（今交道镇茨沟村）一个世代以农为主的富裕之家。1906年耿炳光7岁入本村私塾启蒙，1910年入县工业小学就读。1911年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返回本村重读私塾至1914年。1915年入寺前竞化小学读书，得以经常阅读《申报》、《大中华杂志》等进步报刊，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曾发起组织健身会，带领同窗学习体育,锻炼身体，准备以强健之躯报效祖国。

1917年，耿炳光考入西安成德中学。该校校长董雨麓系留日学生、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有自由主义思想，提倡学生自治。事务主任史可轩，常对学生密谈同盟会革命斗争故事，讲述革命道理，宣传爱国思想。耿炳光和同学屈武等都深受其影响，坚决反对军阀统治。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至西安，青年学生群情激昂。屈武、耿炳光等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讨论时局，决定立即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并连夜组织召开成德中学全校学生大会，联络西安各校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巴黎和约签字”，“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口号。5月中旬，发起组织全陕学生联合会，推屈武为会长，耿炳光为代表。1920年冬，西安学生掀起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本与私立的成德中学无关，但为了声援其它学校的正义斗争，耿炳光等全陕学生联合会成员积极参加声援活动，并任向督署请愿学生队伍的前导，由他们组织、领导学生向省政府请愿，捣毁省长衙门什物。陈树藩大为震怒，次日亲自带领卫队包围了成德中学，毒打进步学生。屈武、耿炳光等运动组织者每人被打100手板，并把屈武关押起来。当晚，学生秘密开会决定：派耿炳光为代表，赴京联合陕籍学生，控告陈树藩。次日，耿炳光只身踏上征途，联合旅京陕籍学生，直奔教育部控告陈树藩罪状，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救屈武于魔窟，促成了陕西旅京同学会声势浩大的驱陈运动。耿炳光却因此遭陈树藩缉捕，不能回陕。

1921年春，耿炳光在天津考入南开中学补习班。为此，父母视其若叛逆，断绝了对他的生活接济。幸亏当时在三原和于右任组织靖国军的胡景翼同情反陈学生，在学费上给耿炳光以资助。1922年秋，耿炳光恐学费难以为继，便假造南开中学毕业证，考入北京大学，随后即加入陕西旅京学生成立的进步社团组织——共进社。他广泛接触了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魏野畴等陕西同乡，又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思想开始“由狭隘的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从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广交师友，开展革命活动。1923年冬，经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由何资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共进社和《共进》杂志的创办和发展，团结了大批尤其是陕西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向黑暗社会展开猛烈进攻。耿炳光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去，不久即任《共进》杂志编辑。1923年夏秋之交，耿炳光作为共进社负责人之一，与刘天章、屈武等继续领导共进社和《共进》杂志的工作，不断与封建邪恶势力进行斗争。

1924年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壮大了革命队伍，加速了革命步伐，也给共进社带来新的生机。耿炳光团结全体社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不久，他和刘天章、魏野畴为共进社起草新的纲领和章程。放弃旧纲领和章程中“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的空泛主张，明确宣布：“我们以为政治问题是目前最急切的问题，经济问题又是一切问题中之根本问题”，不仅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终必使之解除武装而投降”，而且主张经济改造，“俾一切劳动的群众，群众的劳动，皆获得均衡的尽量的幸福与报酬”。同时，把家庭、妇女、婚姻、风俗、习惯宗教等社会问题同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联系起来，认为这些都是“前代历史”形成的，“只有在政治革命和生产革命以后，以烈火盛焰推陷之”。这些论述对后来共进社的发展和社员的思想建设起了很大作用。10月，耿炳光担任共进社常任主席，全盘负责社务及《共进》杂志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这一时期，共进社有了新的发展，社员增加80余人，而且组织更加严密，纪律有所加强，全社同志积极向上。《共进》杂志的发行量也不断增加，发行地区扩大到南京、广州、上海和日本东京等地。耿炳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国际国内实际，分析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以笔作武器，先后在《共进》杂志上发表了八篇文章，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以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

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发展，耿炳光的工作更加繁忙，活动范围逐渐扩大。除搞好共进社的工作外，经常参加党团活动。一次，瞿秋白同志由上海来到北京，作了《广东农民运动和革命形势》的报告，耿炳光聆听之后，思想更加宽广，工作更加积极。1924年国共合作后，中共北方区委在书记李大钊领导下，积极发动华北的国民革命。是年冬，中共北方区委同北京国民党组织决定合派10人宣传队，赴包头冯玉祥军队宣传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耿炳光是被派的5名共产党员之一。在包头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工作吃苦卖力，坚持每天向军人进行宣传，讲解反帝、反封建、进行北伐的革命道理。1925年春，于右任拟派人去陕西联络杨虎城、井岳秀、甄寿山等，向他们宣传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使之准备响应将要发动的北伐。经李大钊介绍，耿炳光作为于右任的代表，赴陕西宣传革命思想。此行受中共北方区委指示，他向沿途各地党组织分送秘密文件并视察工作，发展组织。耿炳光到山西太原，给那里的党团干部作了《秘密工作方法》的报告。后来到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建立党在陕北的第一个支部。”暑假，耿炳光赴耀县向杨虎城做宣传工作，受到杨虎城及其参谋长惠有光的欢迎。通过交谈，杨虎城表示愿意响应北伐，支持正在发展的驱逐军阀吴新田运动。之后，耿炳光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立即奔向三原，同魏野畴、李子建、张仲实等一起领导“驱吴”斗争。在三原渭北中学举办的暑假教师讲习会上，耿炳光亲自讲解斗争形势及北伐的意义。参加讲习会议的达数百人，培养了干部，增强了驱吴斗争的力量。在此形势下，中共陕西党组织决定成立陕西临时省党部，耿炳光又同魏野畴等一起赶赴西安，协助刘含初、李子洲、杨明轩等，先行建立了国民党员俱乐部。

1926年春，共青团北方区委改选后，萧子璋任书记，耿炳光负责宣传工作。不久，在党的领导下，北京人民掀起了驱逐帝国主义、反对段祺瑞政府的运动。3月18日，耿炳光和北大师生一起参加了天安门前举行的示威大会，并上街游行，同反动军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此后，中共北方区委派耿炳光为陕西特派员，对陕北党的组织进行了整顿，于同年6月成立了中共绥德地委。

1926年，耿炳光从北大毕业，留在北京继续担任共青团北方区委的宣传工作。9月，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向全国发表脱离北洋军阀政府、参加国民革命的宣言，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之后，冯玉祥、于右任率国民联军分路入陕，于11月28日，解西安之围。随着国民军联军的胜利和西安解围，陕甘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统一陕甘地区党的组织和工作，加强党对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北方区委于1926年12月15日向中共中央建议：“派耿炳光同志为党的工作临时特派员，指挥全陕党的工作”；“在最短时间内，陕西境内党的工作应成立区委的组织”；“陕西党的工作由中央直接管理与指导”。遂派耿炳光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听取党中央的指示。192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北方区委的建议，耿炳光列席了会议，并汇报了陕西党组织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任命耿炳光为区委书记。之后，耿炳光带中央决议回陕组建区委。同时，共青团中央也派曹趾仁辗转天津到北京。耿炳光不顾路途疲劳，日夜奔波，联络北方区委，请求工作，听取意见。以化名写密信，分别给榆林、延安、绥德等地党团组织发出了召开党团代表大会的通知。一切安排妥当，又匆匆离京，经石家庄、榆次绕道太原回陕。到达西安，他先到三原，见了于右任。于不甘居冯玉祥手下，希望魏野畴帮助他建立陕西政权，还打算派马文彦去汉口向武汉政府要求财政、军火援助，以扩大自己的力量，魏野畴建议让耿炳光去。耿炳光到武汉后，武汉政府对是否支持于右任犹豫不决，未获结果。耿炳光却同中共湖北省委取得横向联系。当他再回陕西时，西安已被冯玉祥占领。杨虎城率部开赴河南参加北伐。耿炳光在西安开始了建立中共党组织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准备，1927年3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耿炳光向大会作报告，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经济财政情况，提出党组织的工作任务，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共陕甘区委，耿炳光任区委书记，魏野畴任宣传部长，李子洲任组织部长，亢心栽任农委书记，陈家珍任军委书记，并根据陕甘情况和中共指示，通过了《目前工作计划》，提出党的工作原则是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集中主要力量于主要工作和主要地区上，然后扩大到其它地区，实行“工作集中，人才集中”；“先集中于陕西，渐及于甘肃；在陕先集于东至潼关，西到长武、渭河南北这一区域中，渐及陕南陕北；在陕北集中于绥德，渐及延安榆林。”《目前工作计划》特别强调要“到农民中去”。新成立的区委认为陕西最重要的工作为农民运动，党应全力去做。在组织方面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健全党的组织，严格党的纪律；改组西安、渭南、绥德3个地委，新建三原、延安、榆林3个地委，成立临潼、咸阳、兴平、岐山、乾县、旬邑6个区委直辖特支。会后，区委领导各地党组织和党团员，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开展革命斗争，把陕甘区委的革命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区委充分利用革命出现高潮这一有利形势，广泛开展宣传工作，不断扩大政治影响，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同时，对新接收的党团员进行严格整治训练。区委设立初级党校，耿炳光亲自安排工作，接待学员。各地也相继设立了新同志训练班等，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区委的领导下，以共产党员刘天章、白超然为骨干的《国民日报》创刊，对蓬勃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作了热情地报道，广泛宣传革命理论和党的活动，深受各界欢迎。为进一步指导革命斗争，中共陕甘区委还创办了《西北人民》旬刊，作为区委机关刊物，及时刊载区委指示，转载中央文件，每期发行两千余份。同时，通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传部、省农民协会、国民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省教育厅编审部、“廿八”书报社和“十一”书店等，翻印推销革命书籍，编辑出版革命报刊，其中《向导》、《中国青年》每期发行两三千册。这些宣传活动，对当时和以后的革命运动，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为适应和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区委以共产党员刘含初任院长的中山学院和以共产党员史可轩、邓希贤（邓小平）等负责的中山军事学校为阵地，集中培训政治、军事和群众工作干部。陕甘区委负责人和其他重要干部担任两校的教学工作或到学校作报告。耿炳光带头公开为学员讲授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发出了关于农民、职工、妇女、青年等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陕西地区的革命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尤其是农民运动发展最快、规模也最大。为使农民运动健康发展，耿炳光深入第一线，常常奔走于街头巷尾，出入于乡间地头，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及时发现和解决具体问题，获取第一手材料，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全盘工作。

陕甘区委还领导人民开展了声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反对制造“四·二八惨案”的张作霖的斗争，多次召开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揭露反革命丑恶嘴脸。李大钊遇害后，区委组织召开了悼念李大钊大会，号召人们学习和发扬李大钊的革命精神，要求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积极参加和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全力支援前线，为部队运粮送草，组织担架队、前线宣传慰劳队等，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1927年4月下旬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陕甘区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员会。1927年5月14日，中央任命耿炳光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耿炳光即着手建立陕西省委的筹备工作。

1927年6月，冯玉祥主张“宁汉合流”，公开支持蒋介石反共，随即多次电示其驻陕留守司令石敬亭进行清党活动，通缉拘捕共产党人，解散革命团体，镇压群众运动。陕西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和摧残。由于时局的急剧逆转，耿炳光立即在中山学院主持召开了陕甘区委紧急会议，由耿炳光作形势报告。会议分析了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决定紧急通知各级党团组织暂时停止工作，听候中央命令；区委机关转移地址，主要领导干部撤离西安；党的组织从公开转入秘密。而耿炳光却不顾个人安危，一面亲自为区委起草紧急通告，掩护同志转移，一面秘密开展活动，留在西安继续坚持革命斗争。7月初，耿炳光在西安红埠街召集会议，中共陕西省委正式成立。省委委员有耿炳光、李子洲、崔物齐、魏野畴、亢维恪、张镜英、张秉仁、李秉乾、杜震霆、何挺杰、蒲克敏、张国藩、陈嘉惠13人。

石敬亭按照冯玉祥的指令，公然对共产党人下了毒手。7月6日，《国民日报》编辑、共产党员刘天章、白超然被捕押往郑州。8日，石敬亭进行清党，重新登记国民党员。10日，在西安皇城举行国民党党员宣誓活动，清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同时改组国民党陕西省各级党部，停止农协活动，查封青年社，清查户口，解散革命组织，又对函件进行严密检查，致使省委与外界联系中断。在这形势急剧恶化的关键时刻，耿炳光及时召集有省委宣传部长黄平万、组织部长李子洲、前陕甘区委宣传部长魏野畴及团省委书记张金印（张慕陶）参加的“五人会议”，对重大问题作了原则决定：扩大省委组成人员，由13名正式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第一届中共陕西省委，耿炳光任书记；建立秘密工作制度，减少下级与省委的直接联系，全省分为六路，每路各派特派员一人，直接对省委负责，指导该路工作。7月11日，省委向中央报告，指出冯玉祥与蒋介石合流，陕西白色恐怖严重，请求中央对陕西党的工作予以指示。7月18日，以石敬亭为主席的冯系陕西省政府成立，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活动。19日，耿炳光就陕西政治、经济形势和省委对冯的态度向中央作了报告，指出“冯已大踏步地向右走了，反冯的工作亦应积极准备”，陕西省委已从三个方面着力抓紧工作：“A农民运动，主要打入红枪会，联络□□与组织民团，准备反冯的政治斗争。B军事工作，结合反冯武力；C破坏财政”；“将来时机成熟，必给冯一严重的打击”。再次向中央请示对策，并派李子洲赴武汉向中央直接汇报，请示斗争方针，接洽秘密联络办法。

就在这举步维艰的日子里，耿炳光克服重重困难，除主持省委工作外，亲赴西路任特派员，负责省西地区各级党组织的指导工作。由于形势逆转，少数新党员经受不住考验，有的动摇，有的叛变，有的组织在复杂的斗争中消失。为了保存党的力量，耿炳光经常起早贪黑，秘密联系群众，积极发展组织，曾多次深入长安等地调查研究，指导解决有关问题。一天晚上，耿炳光经过化装躲过特务的监视，出席了中共长安县委成立大会。这一时期，党组织虽然转入地下，但在耿炳光和省委其他同志的领导下，经过不懈努力，使党的组织不但保护下来，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8月8日和12日，中央先后两次听取了李子洲关于陕西形势与工作的报告，向李子洲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李子洲回陕后，向省委作了传达。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红埠街9号举行。省委委员、各路特派员、各县县委及青年团代表共15人出席。耿炳光主持召开了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对省委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检查，总结了经验教训。会议作出《接受中央八七决议及其指示之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组织、军事、国民党的问题等九个决议案。决议提出坚决反冯，发动群众破坏冯的军事设施，抢夺枪械；陕西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党到农村去，在土地革命纲领之下，加强农村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创建农协政权，推翻冯的统治；加紧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党到军队中去；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党的活动方式由半公开转为秘密。会议选举了新的省委，委员有耿炳光（书记）、李子洲（组织）、李子健（宣传）、亢维恪（农运）、张金印（共青团）、刘继增（秘书主任），张含辉、潘自力为候补委员。耿炳光、李子洲、李子健为常委。由于李子洲由武汉回来未带正式文件，只在省委扩大会上口头传达了中央关于土地革命的精神。1927年10月，耿炳光又派刘志丹（刘景桂）去上海向中央请示，后刘志丹从上海带回中央文件，号召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动“地方暴动”，进行土地革命。

当时，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省委工作困难重重，与中央联系中断，得不到中央指示，消息闭塞，干部缺乏，经济困难等等。但是，耿炳光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而是迎难而上，组织党员到农村和军队中整顿工作，发展组织，开展活动。在两个月时间里，全省有党组织的县由33个增加到41个，县委由7个增加到8个，区委由16个增加到18个，支部由153个增加到161个，党员由1681人增加到1820人，使党的力量不断壮大。

“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候，没有防止“左”的错误。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团中央对团省委提出严厉批评，指示团省委要纠正团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对形势和政策提出许多“左”的主张，使团省委的“左”倾情绪急剧膨胀。1927年11月30日，耿炳光主持召开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学习中央8月发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省委常委作了《政治报告》和《党务报告》，会议对政治问题、农民运动、军事运动、健全省委组织、加强各地党的工作和团的工作等问题，进行讨论，作了比较符合陕西实际的分析，最后形成《两个月来之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健全了省委领导机构，提出加强各地工作的新措施。会议重申农民是陕西革命的主力军，党要积极恢复农协，在农协的领导下，发动农民抗捐、抗粮、抗税，作部分暴动，准备总暴动；坚持反冯斗争，打破冯玉祥在农村的封建基础，推翻其统治。但是，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和决议案却遭到团省委书记张金印的坚决反对。12月4日省委在秘密机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执行刘志丹带回的中央文件关于“武装起义”的办法，参加会议的有耿炳光、李子洲、李子健、亢维恪、刘继增、张金印。耿炳光首先传达了中央文件的精神，指出中央号召“武装暴动”是正确的，但陕西党组织几乎全是由职员和中学教师、学生组成，在农村还没有组织起以贫苦农民为中心的力量，省委组建时间短，在反动势力摧残下力量已大为削弱，不能立即有效地执行中央决定，必须有一个准备阶段。他阐明个人意见“我感到暴动大有困难”。张金印认为发动起义要经过一个准备过程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耿炳光与其进行激烈的争论。1928年1月4日晚省委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根据会前接到中央、长江局及河南省委许多新的文件精神，讨论进一步清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组织发展“地方起义”的办法。耿炳光再次分析说：“中央号召地方起义是正确的，但是陕西党组织在反动局面下已大为削弱，不能马上执行中央的决定，必须经过一个准备阶段。”张金印却出于“担任省委书记的野心”暴跳如雷，横加指责，攻击省委是“右倾机会主义”，耿炳光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主张立即发动起义，如果省委不发动，团省委就单独领导起义。耿炳光和张金印的争论直至深夜，张金印发言时情绪特别激动，省委其它委员对立即暴动虽有顾虑，但怕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都不敢反对立即暴动。导致会议认为省委常委会自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以来“对政治主张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耿炳光“观点不正确，带有浓厚的一贯的机会主义”。在此情况下，耿炳光认为党团不能一致行动危害很大。于是在党团联席会议上，他申请辞去省委书记职务，并建议由李子洲代理，领导暴动，自己仍作为省委委员参加工作。同时，把文件向中央作了报告。而省委未经中央批准，决定改组常委，取消耿炳光省委书记职务，并开除出省委。

2月12日，耿炳光致书省委常委会，对省委第二十九号通告及党在陕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党团关系和西北农民落后与否，特别是发动农民暴动等问题，申述了自己的观点，批评省委对暴动操之过急，认为暴动须有相应的环境、时机和准备，现在应集中党的力量于农运中心，实现由部分暴动到总暴动。13日，省委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讨论了耿炳光致省委常委会的信，认为其意见大部分是对的，也同意他去陕南工作的请求，决定派耿炳光为陕南特委书记，省委秘书处给他送来20元路费和省委新发的文件。耿炳光看了文件后，方知省委又通告各县委讨论“武装暴动”问题，并要求各县利用春节、元宵节和其它集市日发动起义，杀地主土豪劣绅，烧他们的房子等。耿炳光认为这样干，党定会遭受损失，便向省委写了一份书面意见。他写道：“陕北党组织和省委联系不够，情况不明；陕南只有几个党员，没有组织，没有联系；关中西部只有少数党团员，已知道实际开展工作的仅有党员王炳南打入了‘红枪会’。我认为这些地方的先决问题是如何加强组织，如何开展工作与如何建立联系，而不是下通告发动暴动。”接着又分析了党团工作中心地区的形势，认为“即便在党团中心组织所在之处，暴动的条件和时机，也有重新考虑的必要。”省委对意见书不闻不问。为避免再度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耿炳光把文件和旅费退还省委，未去陕南就职，要求另派工作。1928年3月，省委机关所在地莲寿坊遭敌破坏，若干党员入狱，西安被白色恐怖笼罩。加之耿炳光的妻子患肺病去世，不得已潜赴澄城乡间隐蔽，和组织失去联系。

由于事业上的挫折和生活上艰难的袭扰，耿炳光感到苦恼、烦闷。有人劝他到南京找于右任，利用旧关系谋一官半职，耿炳光坚定地说：“决不去南京，也决不能投降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官，要继续跟共产党走。”1928年9月，冯玉祥的部队开到大荔，驻防澄城，耿炳光不能在家继续隐蔽。10月耿炳光毅然赴京寻找组织，在北京找到曾任渭南县委书记中共党员萧明。萧明看望他时，第一句话就问：“陕西省委把你开除了，你知道吗？”耿炳光很吃惊。萧明要他写一份给中央的报告，以便恢复党籍，却遭到时任顺直省委组织部长的张金印的阻挠。恢复党籍无望，找工作无门，生活困迫，无处着落。一天，他偶然发现上海民治新闻学校在北京招生的广告，便决心“借此机会打入新闻界，作一个自由职业者，既无损于我的政治立场，又可以维持生活”，便改名耿坚白报考。在北大同学冯一航的帮助下，赴上海学习。1929年7月毕业，耿炳光因学习成绩优异，经校长兼《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顾执中介绍任上海《新闻报》驻北平特派记者。工作空暇，潜心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及马列主义。他虽然离开了党组织，但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失败后应执行的路线，还不时地进行反思，希望从中得到启迪。后来，耿炳光曾一度当过《京报》记者，《燕京通讯社》记者。1935年，在北平兼任了汉口《扫荡报》记者。在耿炳光任上海《新闻报》驻北平办事处记者期间，1930年秋，汪泽楷提出要介绍他加入无产者社，耿炳光没有表示拒绝。1931年1月上旬，他到上海，住在福州路一个小旅馆里。汪泽楷和彭述之前去看望他，表示欢迎他加入无产者社。后经陈独秀提议，担任无产者社北平支部支委。

1934年的一天，天津《大公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济南某中学托派告密的消息，若干党团员因此被捕。耿炳光看后内心极为痛苦，认为“参加托派组织是一种耻辱，还谈什么‘党内斗争’”。于是他彻底与托派组织断绝了关系。

1935年10月，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中共瓦窑堡会议后，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在群众中日益扩大。耿炳光对中共的状况和路线逐渐有了了解。

随着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发生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耿炳光很受鼓舞，思想发生新的变化，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救国方针和政策，决心“重新走向党的旗帜之下”。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29日北平沦陷，耿炳光第二天结束了在北平工作，回到上海，为《新闻报》写了一篇《故都回望录》，报道北平沦陷经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9月底，又以《新闻报》战地记者身份，奔赴山西第二战区采访战事新闻。他跋山涉水，冲破艰难险阻，于10月间来到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首先访问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受到朱总和彭总的欢迎。随后耿炳光写了一篇通讯，署名“剑伯”，分别刊登于上海《新闻报》、汉口《扫荡报》和西安《西北文化日报》，延安的一个妇女刊物也曾转载。他在通讯中热情报道了八路军坚持抗战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西北文化日报》是由杨虎城出资公开出版的一张进步报纸。由于西安读者非常喜爱耿炳光写的访问记，该报社长李子健特约耿炳光继续为该报写山西战场的战地通讯。11月中旬，上海沦陷，《新闻报》社被日伪占领，耿炳光断绝了与该报的一切联系，专事《西北文化日报》记者。他到山西临汾县，采访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副主席的谈话，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使耿炳光深受鼓舞，随即写通讯发表于《西北文化日报》。耿炳光还两次深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行采访。当时，正值国民政府发表抗战纲领和台儿庄战役胜利之日，受到毛泽东主席单独接见。毛泽东分析当时的抗战形势，谈到对抗战纲领的看法，当晚，耿炳光就把毛泽东主席的谈话用新闻电报发往《西北文化日报》发表。虽然在发表时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删去了很多。但毕竟在国统区较为有效地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扩大了政治影响，鼓舞了国统区人民的抗战热情。同时耿炳光还先后访问国民党将领傅作义、邓宝珊、高双成等，探询他们的抗战计划，也分别以访问形式见报。这一时期耿炳光访问了许多国共两党要人，写了大量文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唱赞歌。1939年，《西北文化日报》被污蔑为“共产党喉舌”，继而被国民党抢占，耿炳光和其他记者、编辑愤然离去。

1941年到1942年，抗战遇到严重困难。但是中国共产党依然领导广大人民坚持抗战，共度难关。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党中央决定在西北办一个报纸，扩大宣传。周恩来多次与陕西民盟协商，以民盟的名义在西安筹办。当时，民盟陕西负责人杜斌丞和杨明轩出面，办了《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报》，耿炳光任总编辑，1943年5月1日正式出版。这个报社虽然处于国民党严密的监视之下，但始终坚持革命的方针，坚持“和平、民主、进步”的基本原则，积极报道抗战新闻和消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腐朽政治和黑暗统治，报纸发表大量的社论和短评，耿炳光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写的文章观点鲜明，爱憎分明，鼓舞人心。所以该报在西安几家报纸中颇负盛名，销量很大。抗战后期，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面目日益暴露，国共第二次合作名存实亡，该报仍然站在人民的一边，站在共产党的一边，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线，及时发表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如实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的种种罪行，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无限信赖。因而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派遣特务殴打记者，查扣消息，禁止发行，写恐吓信，包围报社。当听到反动当局要砸碎报社营业部时，耿炳光急中生智，冒雨秘密跟踪在匪徒后面，亲眼看到反动派的破坏行径，义愤填膺，回来后立即写了一篇揭露文章，抨击反动当局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的罪行。并连夜编辑出版，第二天买报的人特别多。报社虽受到严重威胁，但耿炳光和报社职工齐心协力，坚持斗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民盟的支持下，报纸依然编辑发行。这时，延安和重庆的一些报纸相继发表声明，声援该报的正义斗争。郭沫若、茅盾等也发来电报，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有一次，周恩来路过西安，高度赞扬该报社职工的革命精神，托杜斌丞转告报社职工要为西北保存这个仅有的进步报纸，并指示该报言论勿太突出，免遭毒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产生深远影响。耿炳光日夜赶写九篇社论，在《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报》上连续发表。社论拥护“双十协定”、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真诚期望和平，为避免内战而作重大让步的英明和伟大，深刻揭露蒋介石背叛人民，企图独吞胜利果实的野心和挑起内战的阴谋，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震动。因此，国民党反动当局变本加厉地加害报社。胡宗南下令不允许该报在街上出现一张， 进而派遣大批特务包围报社，破坏机器，向报社投掷燃烧弹，暗杀工作人员。报社职工与敌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1946年5月6日，报纸最终被迫停刊，耿炳光等报社同仁在敌人的搜捕下分散隐蔽。中共中央得知此事后，曾致电西安，电告耿炳光赴延安，但耿炳光因去西安北郊草滩林场隐避未见电文而失去机会。

1946年9月，耿炳光由西安来到上海，先后任民治新闻学院教授、《新闻报》编辑、国新社编辑。1947年8月，由同乡连瑞琦介绍，任上海中华酸碱厂文书。1948年4月，邓宝珊和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赴南京，党组织决定借机劝其起义，早日解决榆林问题。吴克坚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华东局主任委员连瑞琦，派耿炳光赴南京做邓宝珊的工作。经过两个深夜，邓宝珊毅然表示：“这次回西北后，我一定会相机行事。必要时先派人去延安找杨明轩商洽办法。请仲康兄转告中央，我邓某人决不作城下之盟，会自动走向革命的。”

1949年，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政策的感召下，以邓宝珊为首的驻榆林国民党军队，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派代表赴延安谈判，并于5月29日正式达成协议。6月1日，邓宝珊率部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榆林，榆林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耿炳光赴京，拟向中央说明自己过去的情况，接受党的审查，希望回到党的怀抱。因中央忙于国家大计，未派人接待，耿炳光即回上海。

1949年11月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带信让耿炳光赴京，面谈有关问题。耿炳光1950年1月前往首都。恰逢周总理出访苏联。外交部王炳南介绍他到中央统战部。耿炳光谈明情况，留下自传请转呈总理。1956年夏，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亲自到上海找耿炳光谈话，询问他的工作、生活情况。10月，中央统战部指示，让耿炳光赴京报到。

到北京后，耿炳光即任中央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级别为行政八级。1961年5月，任宁夏师范学院副院长、宁夏自治区政协委员。1962年任宁夏大学副教务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集团残酷迫害，被冠以“托派”、“叛徒”、“反革命分子”罪名关进牛棚，进行“群众专政”。于1972年5月5日含冤离世。

1980年5月17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部在《关于耿炳光同志政治历史的复查结论》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耿炳光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迫害，强加了许多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恢复名誉。家属子女受株连的也予以平反，消除影响。”

历史终于作出公正的结论。耿炳光含笑九泉。他为党、为革命事业坚强不屈、英勇奋斗的精神，他那宽阔的胸怀和公而忘私的品格，永远值得人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