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安

张鼎安，又名张新法，别名仲时，化名王子清，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乡良周村人。1903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出生。其父以务农为主，兼营小商业，为人正派，深孚众望。大哥张绍安，虽身居官场，却不同流合污，思想进步，除暴安良，颇有威信，积极支持鼎安的革命活动。二哥张德安务农，勤劳朴实，亦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

鼎安9岁时，在本村私塾读书。1918年春，就读于崖畔寨小学。他聪明勇敢，爱憎分明，富有强烈的正义感。1920年，他进入本县城内高小上学，由于天资聪颖，学习刻苦认真，各科成绩优异，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

1922年夏，张鼎安考入陕西省第二中学深造。翌年因二中外迁凤翔，遂进入省立三中就学。当时魏野畴任三中教务主任兼国文课教员，向学生推荐马克思、列宁、高尔基等人的论著，让大家自由阅读，从而培养了不少青年学生的革命志趣。张鼎安对魏野畴是非常敬仰和尊重的，他曾忠告同乡孙次青：“魏先生是思想进步的教员，与一般教员不同，你对他的讲课，处处注意留神听讲，不可疏忽大意。这样你的思想认识才能逐步提高。”1924年暑假期间，张鼎安未回家，并劝孙次青一起留宿学校。当时，魏野畴在进步人士崔孟博家举办暑期讲习会，召集西安有关中学的数十名进步学生参加学习。会上，除向学生介绍《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外，还讨论了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问题。张鼎安也参加了这次学习。从此，他便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著作，不断觅求革命真理。后来，在魏野畴的引导下，逐渐向往革命组织，于1924年加入了共进社。

张鼎安思想活跃，非常健谈，说话诙谐有趣。同时，他头脑聪敏，记忆力很强，能把自己的所闻所见和亲身经历之事讲得头头是道，使人听了如身临其境。他性情刚毅，坚持原则，批评别人毫不留情，特别是对当时社会上的坏人坏事，敢于坚持斗争，1924年本县劣绅耿禹亭任教育局长，他首先反对，并动员旅省同学孙次青等人联名控告，终使县政府免去耿的局长职务。

1925年5月4日，省立一中学生在操场举行足球赛时，无意将球踢出墙外，落到隔壁吴新田驻军的院内，学生索要时，遭到吴军的毒打。在校学生闻讯后，集体营救，而吴军却以铁锨、棍棒和刺刀打伤40余名学生。驻军的暴行，激起了西安各校师生的极大愤怒。一个驱逐军阀吴新田的群众运动很快在全市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时张鼎安非常活跃，成为运动中的骨干分子，他和三中学生会成员张金印、张含辉一起，不断前往一中共商反吴事宜，并亲自带领一、三中学的部分同学，上街贴标语，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揭露吴新田的罪行。不少同学在他的影响下，踊跃投入了驱吴运动。5月中旬，西安学联为提防吴新田部的破坏，迁往国民军二军驻地三原，并与当地的渭北学联共同酝酿，成立了陕西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通电，出版驱吴日刊。接着又向各县派出了宣传队。这时张鼎安和旅沪学生王超北、澄中学生会负责人杨森定一起，组织成立了“澄城各界驱逐吴新田后援会”，组织学生印发传单，张贴标语，游行讲演，开展了一系列活动。6月，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澄城县后，张鼎安即和王超北、杨森定组织成立了“澄城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并将两个后援会合为一体，点燃了澄城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烈火，培养了一批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这时的张鼎安，经过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的实践，已经成为一个奋发有为的热血青年，于1925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初，张鼎安经西安党组织批准，转为中共党员，并决定留母校开展学生运动。3月中旬，省立三中建立了学生党支部，有张鼎安、张金印、张含辉、秋步月、苟志新、魏福林、郭兆吉、李艮、陈子敬等十多名党员，张金印任书记。当时三中校长王藩臣等人，思想顽固守旧，反对新文化运动，学生对这种封建专制的教育制度极为不满，党支部决定召开驱逐王藩臣的大会。张鼎安和其他党员一道，在校内墙上贴满了大幅标语，制造舆论，一个反对王藩臣的学潮在全校开展起来。一天中午，他们在校内广场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揭发王藩臣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压制学生运动等罪状。该王气急败坏地登上讲台，怒气冲冲斥责学生道：“你们竟敢辱骂先生、破坏教育？！……”这时张金印把手一拍，使了个暗号，只见张鼎安和张含辉、秋步月、魏福林等党员一起冲上讲台，台下学生一哄而起，高呼口号，一举将王藩臣赶出会场。后来王藩臣气势汹汹地到省政府告状，省政府即将张鼎安、张金印、张含辉、秋步月和魏福林等传到教育厅准备捕办。在校党员立即组织100多名学生去营救，省长刘治洲迫于学生运动的压力，不得不将他们放回。

同年4月，曾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被直系军阀吴佩孚任命为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又率其部卷土重来，由潼关直驱西安城下，企图再霸陕西。陕西李虎臣、杨虎城率部坚决抵抗。此时，张鼎安和三中所有党员，又积极参加了反对刘镇华围城的斗争。5月间，为了纪念“红色的五月”，在西安团地委的领导下，于易俗社露天剧场召开了七次（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五卅）纪念大会。会上，黄平万和吴化之号召学生积极投入驱刘斗争。张鼎安和张金印、张含辉、秋步月、苟志新、陈子敬等人组织三中学生，参加了这一纪念活动。每次会后，他们带领大家上街游行示威，后又编成10多个演讲队，分别在南院门、钟楼和东大街一带活动，痛斥军阀的倒行逆施，动员市民们支持守城部队英勇抗击军阀，激发了广大群众支援反围城斗争的信心。后来刘镇华部加紧疯狂攻城，城内粮食越来越紧张，张鼎安便和三中党员一起，多次在王授金家中开会，开展了反饥饿斗争。为了解决粮食困难，他和苟志新曾给大家杀狗吃，还买了一匹骡子，宰杀后供学校食用。

是年暑假期间，在刘镇华围城的紧要关头，西安党团组织为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培养革命骨干，在省立一中开办了暑期学校，设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系，张鼎安积极参加了社会科学系的学习。当时黄平万、吴化之、王授金、赵葆华等人分别讲授《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教程》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鼎安认真听讲，结合斗争实际，不断武装思想，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雄心。

1926年11月底，在国民军联军和守城军民的坚决抗击下，围城达八个月之久的刘镇华被赶出潼关，陕西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此时，张鼎安受陕西党组织的派遣，以教书为掩护，奔赴长安开展农运工作。

他到达长安后，以学校为基地，经常披星戴月，秘密奔走，积极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投身于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在他的倡导和鼓动之下。1927年2月杜曲农民协会成立，1927年3月5日长安县农协成立，他被选为县农协委员，具体负责杜曲农协会的工作。会后，他发动杜曲农民，首先清算了大恶霸王孝廉和郭庚伯盘剥劳苦大众的账目，迫使其退出2800块银元，并当即分配给贫苦农民，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随着形势发展，为了加强对农运工作的领导，中共陕西农运西安区办事处成立。将先后派出的工作人员改为特派员，鼎安奉命仍在长安执行任务，随后担任了缪家寨党支部书记。1927年4月，他以贩卖青菜和担大粪作掩护，戴一顶烂草帽经常活动于西安东郊一带，承上启下，组织联络，秘密开展工作。在省委书记耿炳光的指导下，中共长安县委成立，张鼎安任县委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宁汉合流，国共分裂。1927年7月，冯玉祥开始在陕西“清党”反共，中共组织暂时转入地下。此间，长安农民运动由合法转为秘密的武装斗争。有一次，张鼎安和张矢公在灵感寺执行任务时，不慎被县政府差人捉拿。押解途中，敌人问他：“家住在哪里？城里有无熟人？在农民协会搞何工作？”他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北山里头的人，城里也没有熟人，是被县府委派到五楼来查学的。”由于他镇静自若，机智应敌，未到县政府门口即获释。

1928年初，中共陕西省委对长安地区党的组织进行了全面改组，任命张鼎安为中共长安中心（含咸阳、户县）县委书记，李艮、杜松寿、刘启宇和王汝昭为委员。在此期间，他工作更加繁忙，生活更加清苦。不仅机关经费困难，就连每天的两碗稀饭也难以保证，经常用苦力换取经费，或挖野菜充饥。尽管如此，但他意志却毫不动摇，仍然带领县委继续开展对敌斗争。为了打击反革命势力的猖狂反扑，鼎安和李艮、杜松寿等人，除积极发展壮大党组织外，发动和领导党团员及革命群众，先后在三桥、五楼河池、姜仁等廒，对土豪恶霸的反攻倒算和反动当局的敲诈勒索，进行了坚决而持久的斗争。1928年阴历二月二十二日晚，他带领党团员，处决了反动地主王德茂，为当地群众出了气，1928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交通处遭敌破坏，长安县委机关不得不从西安城内迁出。这一时期，咸阳马家寨的土豪恶霸白新太、白云祥等叔侄弟兄横行乡里、霸占民女、高利盘剥、作恶多端，而且肆无忌惮地迫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月上旬，张鼎安在咸阳县东张村三关庙学校主持召开长安中心县委会议，决定发动咸（阳）长（安）暴动，以响应渭华起义，李艮任总指挥。鼎安决定从严惩白家叔侄入手，阴历三月二十八日晚，他和李艮、杜松寿等带领50余名共产党员，有组织、有计划地闯进马家寨，踏开白家大门，烧毁了地契和账本。尽管首恶分子白新太、白云祥逃跑，但却抓获了白云发、白云升和白云廉三个叔伯弟兄。为了扩大政治影响，由党、团县委署名，当场宣布了他们的罪状，执行死刑，让群众明白共产党的主张。从而大振士气，激发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热情。又有一次，反动政府派人到三桥廒逼款，农民们叫苦连天，鼎安再次组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一二百人奔赴三桥，一举摧毁廒局，打死县政府的催粮委员、廒所主任和一个反动透顶的和尚。此举轰动全县，街谈巷议，无不拍手称快。

同年6月间，由中共陕西省委主持，在尧头召开了长安县党代会，张鼎安、李艮、杜松寿等县委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并听取了省委书记潘自力的讲话。根据会议精神，鼎安即带领县委全体同志，在全县普遍开展了组织整顿和党员教育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存在问题，使长安党的各项工作又有新的发展。中共长安县委在西安城内太阳庙门街建立了秘密工作机关。

1928年11月27日，当县委正准备在秘密机关开会时，由于叛徒郑承武和奚廷桂的出卖，县委机关遭敌破坏，张鼎安、李艮、杜松寿、王汝昭和省委书记潘自力等被捕入狱。在敌人监牢里，鼎安惨遭毒打，受尽折磨，日夜身负重镣，手脚流血不止，但他却坚强刚毅，宁死不屈。审讯中，除了“我就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一句话外，敌人再无法从他口中得到任何东西。后来狱吏无计可施，便搬来代理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前来“探望”，尽管伎俩耍遍，鼎安仍坚持斗争到底。1930年下半年，宋哲元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被赶出陕西，杨虎城入关时，西安一片混乱，张鼎安等便乘机脱险。他出狱后即返回澄城，仍然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这年冬天，他在本县给党内同志宣传湖南农民运动的盛况，号召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并指示朝邑县平罗党村党文伯发动群众，处决了当地欺压农民、恶贯满盈的恶霸土豪党宰朝，从而鼓舞了朝澄交界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斗志。

1931年春，张鼎安在时任澄城北区教育会长的进步人士姬辅诚的协助下，在王庄筹办起澄城县立第二模范高级小学，并担任校长。为了能够使广大贫苦农民的子弟入学接受教育，决定免收他们学费。此举深得民心，在当地引起轰动，既团结了群众，又树立了威信，给后来的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他一面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引导青年学生走革命之路；一面深入附近农户，与当地群众促膝谈心，宣传马列主义，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1931年春荒严重，农民啼饥号寒，又遭受重税盘剥，痛苦不堪。鼎安按照省委第六次全体会议“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债”和“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指示，和吴卜亭等人组织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地交农运动，他们首先召开党团会议，作了部署，随之以鸡毛传帖的形式，号召农民群众进城“拥堂”。交农那天，张鼎安和李民桢、党谅亭、杨林波等人分别发动组织农民千余人，携带农具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他们用木杠撞开城门，闯进县衙，向县政府上交农具，不做庄稼以示威。霎时，怒声鼎沸，口号连天。县长叶舟闻此惊慌万状，立即越墙逃跑，后来由鼎安长兄进步人士张绍安出面调和，答应减粮免差。不久，县政府出了豁免当年粮差的布告，交农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中华大地上兴起，党组织即发动青年学生和爱国民众，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张鼎安报国心切，在王庄小学曾经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天地虽宽靡所容，谁是东北主人翁，中原人民还想念，缺少一帆南海风。”接着，他以王庄小学为中心，成立抗日救国会，带领学生走上街头，下到农村，呼口号，贴标语，演节目，宣传抗日，组织募捐活动，支援沦陷区同胞。先后在王庄、塔塚、太贤、洛城等村进行宣传，动员群众团结起来，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为了建立革命据点，发展壮大组织、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同年11月间，鼎安以共产党员、进步学生和农村知识分子为骨干，创办了王庄农民夜校。夜校初办时，他积极筹集经费，为解决学生生活困难，发动群众逢集会没收奸商粮食。曾组织学生拦截了白水县军阀赵子健1700多斤糜子，以此换回蒸馍，每晚发给学员充饥。由于他关心群众疾苦，参加夜校学习的人数越来越多，由开始的二三十人猛增为六十余名。夜校开办之后，他结合实际，编写教材，亲自给学员讲课，既教识字，又宣传革命思想。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觉察与破坏，门外特挂有“王小工人寄宿处”的牌子，其实里边并无工人，全是向往革命的贫苦农民。在鼎安的直接领导下，大家身居校内，放眼全国，思想觉悟和爱国热忱大大提高，不少学员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郭书定、问水平、刘景堂（刘明山）和成志俊等，就是在这一时期经鼎安介绍入党的。县立一高小学学生的宣传队到王庄听了鼎安的讲话，参观了他所办的农民夜校之后，亦受到很大启示。于是县城和王庄的革命斗争便互相策应，推动了全县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1932年春，澄城反动当局为了中饱私囊，置群众饥荒于不顾，到处搜刮民财，不断提高税率，广大农民叫苦连天。这时，鼎安以王小和农民夜校为阵地，向全体学生进行反对苛捐杂税的宣传，他亲自深入街头、商店和村巷，宣传动员群众，开展抗税斗争。3月10日，他召开了学校党支部会议，研究斗争方案，随即派五六十名学生前往王庄税务所去找国民党税吏韦永康（县税务局长韦子轩的侄子），要求捐款资助学校。被拒绝之后，鼎安便组织五六十名学生和农民积极分子，手举“反对苛捐杂税”、“打倒韦永康”、“把畜税由五分减至二分”、“把税收六成归学校”等小旗，上街游行示威。3月20日，他又派学生党员刘正乾、问水平和成志俊及抗日救国会成员在牲口市场上自行摆桌收税。当韦永康前来阻拦时，学生和农民便与其进行说理斗争，并殴打税吏，赶走了韦永康。接着指派农民党员孙苟娃等人收税款，为学校筹集经费。这一举动引起了县政府的恐慌，于是决定派差人前来王庄学校抓人。鼎安闻讯后当即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他除给学生救国会作好安排外，还将党员问水平和成志俊叫来说：“差人来叫你走时你就走，我让做饭的梁金喜等人从后边把木棍拿来，到葛家洼沟圈那儿把差人打得推下去。”当县政府差人到学校后，鼎安便将学生集合到操场，当面对差人说：“你们看是哪个学生打了人，就把他带走。”差人见势不妙，不敢轻举妄动。此时张鼎安斥之道：“你们不带学生就赶快走，这里还没有宿处。”差人没法子，只得灰溜溜地走了。此后，税务局局长韦子轩又将王庄小学告到县政府。鼎安委派问水平上县去打官司，并与县学联负责人张堃生取得联系，厉诉韦子轩八大罪状，迫使国民党县政府撤了韦的职，并降低了税率。抗税斗争的胜利，不仅使他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广大群众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就在这时，反动政府又派了一个二三十人的保安中队进驻王庄镇，专门监视张鼎安的革命行动。于是鼎安便抓住这个机会，以教识字、教唱歌为手段，深入士兵内部宣传诱导，经过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终于使孙振海、李拴定、李根卯、王定坤、石养南、胡朱儿、高文祥、焦书定、董子俊、车子俊等不少人思想转化，逐渐倾向革命。

1932年，澄城党的工作发展很快，成为全省工作基础较好的县份之一。根据省档案馆藏《学习与斗争》第4期，（1932年10月14日出版）：到1932年5、6月间，澄城王庄镇一带共有农民党支部7个（50余人），炭井工人党支部1个（4人），学生党支部1个（6人），士兵支部2个（25人），共90人左右。是年6月间，陕甘游击队在刘志丹率领下进入韩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省委派联络员到澄城县南醍醐召集了当地负责人开会，决定由张鼎安负责，在县警察局举行兵变，以牵制国民党军队在韩城对红军的军事围攻。正准备间，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三旅和第四十二师的两个团在韩城围攻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在敌重兵围攻下损失严重。韩城地方组织暴露，陕甘游击队由韩城路经北部而去，计划随之中止。此后，韩城游击队曾派人与张鼎安等进行联系，希望澄城党组织发生兵变，与韩城游击队配合，开展对敌斗争。但由于同州之敌一连的兵力开进澄城，鼎安等担心敌众我寡难以成功，决定推迟行动。同时，鼎安派人前往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希望调动主力游击队“前来帮忙澄城兵变，可收白军的一百多支好枪。省委回复说无须派来多人帮助，自己势力不行就不举动。”后来贾拓夫来澄检查工作，表示同意举行“三城”（澄、韩、蒲）暴动。三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发动三县游击战争。8月6日，蒲城发动晋西、永丰暴动遭民团包围失败。蒲城暴动失败后，8月9日，澄、韩、蒲三县联席会议决定发动澄城警变，由张鼎安全面领导。在此之前，鼎安曾委托共产党员刘定文在警察局内部发展了一些党员，加上他在王庄时教育转化过来的士兵积极分子，已形成了一支骨干力量，8月10日，张鼎安和刘正法一起到县城，一面让警察局内的同志到乡间征调农民和退伍军人；一面令本县南北各处同志召集部分进步学生和农民前来参加兵变斗争；还指派有关同志连夜张贴标语，拆割敌方通讯线路。当晚又召集警察局内的八九名士兵开会，研究了警变的时间、地点、任务、步骤。8月11日晚10时许，澄城警变爆发，鼎安登上南城楼，亲自指挥这次警变。警变士兵经过顽强战斗，攻占了县政府，没收了上交的银元，收缴了四五十支枪。县长和民团头目等乱成一团，纷纷逃窜。但因鼎安对形势判断不准，指挥失误，致使斗争由胜反败。张鼎安等人经醍醐去了西安，向省委汇报了警变情况。这次警变虽未成功，但在传播革命思想、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33年2月，澄城地区党的领导机关——中共澄城（中心）县委正式成立，张鼎安为第一任县委书记。从此，他便肩负起领导全县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担。这时，高岗来澄视察工作，鼎安汇报了当地情况，听取了有关指示。接着，他除让管建勋去黄龙山侦察、改造土匪武装，以期发动游击战争而外，还在农村开展了分粮斗争。三四月间，张鼎安和雷振东、熊敬华、李子云、王安堂、田仲云等人召开以“发动贫苦农民起来，分配豪绅富户的粮食”为中心内容的会议，研究了在县南地区如何开展分粮斗争的问题。他还深入基层，参加了一个支部的讨论会，并向党员们提出了如何去做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的具体要求。后来由李子云带领五六十名贫苦农民和革命师生首先分了王家坡地主王林生的三四石粮食和一些面粉、食油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从而为进一步开展农村斗争闯开了路子。

1933年7月，张鼎安和雷振东、雷起云（雷鸣盛）、孙苟娃等人去省委汇报工作。到西安后，他以杨虎城私人医生李问生公寓和红十字会女子职业学校王育真处为藏身之地，积极与上级组织进行联系。时值省委遭受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全省，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处境异常艰难。8月7日左右接上关系后，他和贾拓夫、刘宗沛、刘平、张宏博、朱恂、李仲宵、雷振东、高岗、樊德音等十余人在西安白鹭湾等地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省委被破坏以后的政治形势和党团组织的各项任务，决定吸取这次教训，做好对付叛徒和敌特进一步破坏的应急准备工作。会议还决定贾拓夫、刘宗沛去上海的党中央请示汇报；高岗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工作；同时决定由张鼎安等三人组成一个工作委员会，负责解决省委工作中的一切重大问题。贾拓夫去上海前，还专门与鼎安进行交谈，两人约定了一个秘密联络地点，以便在必要时接头和中央通讯使用。这时，上级又派刘映胜回西安整顿省委组织，刘到西安即与张鼎安接上关系。8月底，鼎安与刘映胜、李仲宵、樊德音、雷振东等人开会研究了恢复省委等工作问题，决定组织临时省委，待贾拓夫从上海回来之后再成立正式省委。当时临时省委由五人组成，刘映胜任书记，张鼎安为宣传，李冲宵为组织，樊德音为秘书，雷振东负责团的工作。随后，他们分赴各地，积极整顿组织，恢复工作，并于9月初很快与各地党组织、游击队及红二十六军接通了关系。9月19日，临时省委刚准备在大差市十道巷再次召开联席会议时，由于被敌收买的在省委机关的坐探王治国告密，张鼎安等9人便于开会之前先后被捕。

在临时省委工作期间，张鼎安非常能吃苦，他带病尽职守责，日夜操劳。被捕之后，李问生立即在公寓清理出鼎安的大量笔记、手稿、抄件和书刊，焚烧时烧开了一大锅水。这便是他刻苦学习和辛勤工作的最好见证。

入狱后，他宁死不屈，坚持与敌斗争。在一次审讯中，敌人问：“你捕前住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这我怎么能告诉你呢？你们还是处死我，我有肺结核病，是不能忍受你们长期折磨的。”敌人说：“你只要交代了和你有关系的人，我们就释放你。”鼎安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们党的纪律不允许我那样做，你们可以枪毙我，但想从我口里得到你们所需要的东西是妄想。”在阴湿灰暗的牢房里，他虽身染疾病，又遭残酷毒打，但却刚毅不阿，并且谈笑风生。他和难友相处，彼此视如弟兄，由于他知识面广，且说话风趣，因而受到难友们的敬佩和拥护。他给同号难友郭鸿珊讲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使之深受教育和鼓舞。有一天，他对郭鸿珊说：“小郭，你还年轻，我要是死了，你将来一定要向党组织汇报，就说张新法（当时的名字）没有叛党。如果咱俩都被判了徒刑，我在死于肺结核之前，还可以教你学习英语和数学。”他这种忠于党、关心革命同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无时无刻不打动着难友们的心。正如郭鸿珊所说：“他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很尊敬他；我当时很高兴，庆幸我到了监狱，可以向他学到我所缺少的许多知识。”

鼎安在狱中受尽酷刑，和敌人也作过坚决的斗争，由于叛徒杜衡等人的再三对质和诱骗，他和刘映胜等人出于“早日获释、出去再干”的目的，终于被迫自首。虽然如此，但他却未向敌人暴露组织秘密，也未造成出卖同志的恶果。二次出狱后，仍坚持继续革命，毫不动摇。党文伯问他：“这次受惊不小，你现在还敢再干？”他坚定而又诙谐地说：“人家没杀你，就是叫你革命呀，不干怕啥！”

1934年春，张鼎安和共产党员刘仲棣在本村教书，在此期间，他认真学习理论书籍，刻苦钻研马列主义。他先后通读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等不少论著，并给同志们讲解“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什么是剩余价值”等。此时，他还结交了学识渊博的山西牺盟会成员吴仲六（吴建初），又将其安排到柳泉教书，经常互相联系，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开展新的斗争。

1935年春，张鼎安在其兄张绍安的支持下，与张卓之（张清秀）创办了刘家洼小学。他推荐刘仲棣、刘正基、张质平、屈荣（蒲城人）、孙毅志（韩城人）等不少共产党员到该校任教。这不仅使广大青少年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为当时澄城地区革命活动增加了又一个重要据点。为了满足学生的读书要求，他亲自草拟募捐启事，发动师生，从各方面募集钱款，选购进步书籍1000余册，订购报刊杂志20余种，在此基础上办起了刘家洼学校儿童图书馆。

同年4月下旬，高岗再次来澄视察工作，张鼎安派孙苟娃叫来贾武祥，连同高岗一起，在王庄孙苟娃家中开会，会上除分析形势外，还着重研究了如何发动群众、再次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高岗再三嘱咐张鼎安“既要大胆，又要细心，抓紧抓好一切组织宣传工作，使韩（城）、合（阳）、澄（城）、白（水）党的工作紧密配合起来”。此后，鼎安立即召集党团骨干分子，进行秘密活动。一面指示吴仲六以教师身份深入崖畔寨地主武装内部做统战工作；一面又派刘振邦到刘家洼、路井、迪家河等地去找途经当地的红军部队，联系枪支，请求支援弹药。同时，还在刘家洼村和刘家洼小学分别组建了党支部。他在刘家洼村支部会上说：“我们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幸福求解放的，大家要真心实意地拥护党，并积极努力为党工作。”接着他带领党员和学生拆庙宇、捣神像、破除迷信、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幕，进一步唤起大家的革命斗志。此外，他南来北往昼夜兼程，与县南地下党员李民桢、雷振东、丁本淳、党文伯等人取得联系，经常奔走于韩、合、朝一带，抓紧整顿组织，积极发展党员，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从而使澄城地区党的工作重新活跃起来。

是年夏天，随着形势的变化，渭北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为了充分发动群众迅速投入这场斗争，张鼎安便和吴仲六、刘仲棣、张景茂等人商定，由张景茂出面负责，举办了刘家洼农民识字班。利用晚间公开向农民教授拉丁文字母之机，秘密地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唤起民众起来抗日”的爱国思想，也讲共产党领导抗日的事实。这不仅使农民们学会了新文字，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大家的革命热忱，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了不少党员，成立了10多个抗日救国宣传小组。不久，在鼎安的组织领导下，全县南北各地以农民夜校或农民识字班为中心，相继成立四五十个抗日救国组织。

是年秋季，东北军第一〇五师路过刘家洼时，鼎安与其兄张绍安组织当地学校师生和农民群众数百人，召开了欢迎座谈会，以多种形式向官兵们宣传抗日，使其深受感动，不少战士悲愤交加，高呼“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口号。后张鼎安与张绍安商议，派吴仲六和潘书堂去黄龙山一带调查情况，准备组织抗日武装。同年11月28日，他出于对日寇的无比愤恨，曾在刘家洼小学写下题为《论意阿战争》的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他们必然要走向彻底灭亡的命运，以此激发人们的斗争意志和不断革命的决心与信心。

1935年，上海山海工学团办得有声有色，其教育宗旨和教育方法在全国特别是教育界的进步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学习和推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切实改变澄城落后的教育现状，10月初，张鼎安与刘家洼小学校长张卓之、教员刘仲棣及王庄小学校长孙茨青等人联系，提出由孙次青和刘仲棣分别代表王庄和刘家洼两校赴沪参观学习。鼎安主动承担了筹措路费的任务。他指出：“你们去时，对外就说赴京、沪一带参观小学教育，不要说赴上海参观山海工学团，因为你们若说赴上海参观山海工学团时，县政府是不会答应的。路费对外只能说是在有关朋友和教师中募捐来的，不能说是我给你们筹措的。至于时间问题，我想，按半年时间计划，参观就得参观好，不要匆忙从事，弄不下个样子。”随后他花了将近一个多月时间，筹借了380块银元。11月初，孙次青和刘仲棣携带着鼎安筹措的路费，冲破县政府的阻挠，即速启程。孙、刘两人到上海后，顺利地见到了陶行知先生并先后五次进工学团参观学习，还得到了陶先生的《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中国教育改造》《教学做合一讨论》《怎样做小先生》等不少书刊和论著。翌年3月，参观学习结束回澄后，孙茨青让刘仲棣把陶行知一贯倡导的“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以及山海工学团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的实践活动，连同他两人所受到的启示写成提纲，向鼎安作了全面汇报。鼎安立即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口号，并结合实际在刘家洼和王庄两个小学初步作了一些改革。两校组织学生扫地、种菜、培植校园，教育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号召师生和农民交朋友；普遍推行“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制，把陶行知的教育理论逐步渗透到教学实践中去。鼎安所倡导和支持的这一教育革命活动，不仅对当时教学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澄城地区后来的革命斗争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1936年2月，张鼎安根据上级指示，在澄城县醍醐雷振东家中，召开了有雷振东、孙苟娃、孙健（孙秀峰）、丁本淳（丁志鑑）、雷德时、田有合（田仲云）等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新的县委，他再次担任县委书记。

是年5月，上海中央局军委给陕北红军转来一部无线电台，途经澄城时，上级组织指示张鼎安负责接送。他在王超北的直接指导下，与地下党员吴卜亭、刘正基及革命群众互相联系，密切配合，并亲自带领人员赶着大车，于夜间秘密行动，几经曲折，最后终将电台安全送走。同时，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亦途经澄城，准备在当地稍停后北上延安，鼎安根据王超北的意见，负责将她安排在刘家洼小学，以教书作掩护，协助地下党办妇女识字班，教革命歌曲。

当年7月，张鼎安指示西安二中回澄学生杨兆春在县城南横街原儿童用品社开办了一个“启智派报社”。其公开活动是发行书报，开展新文化运动，推广新文字，提倡白话文，以此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而发动群众，踊跃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同时报社又是本县地下党的秘密联络据点，县委书记张鼎安和地下党员吴卜亭、刘振邦，以及张质平、翟贞祥、吴仲六等人经常在这里接头议事，从而把澄城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是年秋季，张鼎安趁送张瑞华之机，与王超北一起徒步去陕北，找党中央和陕甘边省委请示汇报工作，张鼎安到达安塞县谭家营后，见到了时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长的贾拓夫，在贾拓夫安排下，张鼎安向正在谭家营指导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澄城工作。当时上级组织交给他开辟韩（城）宜（川）线的工作任务，并要他到国民党冯钦哉所属柳子俊旅去做统战工作。当他执行任务时，行至宜川县之云岩镇，不幸被柳所捕。当解往西安途经合阳县时，他在狱中给翟贞祥和管建勋写信说：“我找周恩来被捕，受尽古今中外未有过之奇刑，这次到西安可能牺牲，我死了后，你们应当纪念我。”真正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被转押西安后，由于地方组织和其胞兄张绍安多方营救，终于在杨虎城将军的秘书蒲克敏（地下党员）的帮助下顺利获释。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当晚，张鼎安就住在蒲克敏家里，他听到事变的枪声后，彻夜未眠，不断询问情况，在蒲克敏的暗示下，他决意返澄组织声援活动。第二天，他即到西安五味什字王育真所开设的儿童用品社里，找丁本淳通报情况，并与之一起回澄开展活动。回县后，他四处奔波，首先在农村成立抗日救国会，接着又以革命师生为骨干，组建抗日牺牲团。同时，与刚被任命为澄城保安大队大队长的胞兄张绍安一起领导这场斗争，于是便形成了以张鼎安、张绍安为主，张卓之、张质平、张堃生等人为代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之后，在张鼎安等的筹划下，经过短促的准备，牺牲团和各地抗日组织在县城召开了有50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议号召澄城人民坚决拥护张、杨八大救国主张，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会上，还宣布成立了澄城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时值冯钦哉叛杨附蒋，企图围歼澄城这支革命武装力量。当晚张鼎安和张绍安便带领武装响应“西安事变”队伍300多人撤离县城，北上社公山下的崖畔寨，准备兴师东渡抗日。正当他派贾武祥、孙苟娃、张卓之、吴仲六等人分别赴陕北中央和西安杨虎城将军处进行联系时，12月30日，盘踞在赵庄、刘家洼一带的地主土豪王保坤、杨荣轩、王尚文等反动武装集团，勾结冯钦哉所属柳子俊部与内部奸细串通一气，疯狂围攻驻守寨内待命的革命队伍。鼎安弟兄虽然带领部队顽强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失败。张鼎安与两位胞兄张绍安、张德安等11名同志在浴血奋战中一同壮烈牺牲。

张鼎安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虽然他已长眠于地下，但其英雄形象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