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超，又名根泉，1904年11月16日出生于陕西三原县西张堡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张景秋，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陕西举义。

张仲超5岁丧母，由祖母抚养，幼时在本县小学和西安一师附小、省立三中上学，1920年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做插班生。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12月，他和武止戈、邹均、张宝泉、屈武、张乃华等进步同学成立了“天津南开学校陕西同乡会”，同年底以该组织名义在《共进》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军阀统治下陕西教育的黑暗内幕。1923年加入陕西旅京津进步青年组织共进社。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同年先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积极地投身革命斗争，当选为共进社文书股主任、北大学生自治会委员，经常为《共进》杂志写文章，热情宣传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在所写的《从经济方面解释直奉战争》一文中，他初步运用马列主义原理，揭露军阀战争的本质，指出“我们要防止像这次直奉战争的内乱，必须先做以下两种工作：打倒国际的资本主义；实行国内的经济革命”。在《推翻军阀与帝国主义》一文中，他科学地论证了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借军阀以肆其侵略，军阀借帝国主义以固其位置。各国侵略中国，不得不宰割中国经济之命脉，不能不利用军阀来扰乱中国”。他得出结论：“军阀我们固然要推翻，帝国主义我们尤不能不反抗，后者一经解决，前者即可迎刃而解。”

1924年底，张仲超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休学，经组织派遣回陕工作，在澄城县立初级中学任教，讲授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他还经常到学生中去，热心宣传马列主义，讲解国内外形势，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从提倡运动，到组织会社，与之灌输一切”。他先是组织英数研究会、学生会，继而创建澄城青年社，社员曾经发展到70余人，青年社办有大型墙报，每周出刊一期，并经常在校内外举办讲演会，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与此同时，他先后发展杨森定、李鼎新、雷逢泰、权发茂、麻桂亭等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王超北协助下，建立了澄城第一个团组织——共青团澄城特支，张仲超担任支部书记，隶属北方区委。由此在澄城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点燃了人民革命斗争的火种，从而使澄城中学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陕西地区革命活动很活跃的中学之一。

1925年7月，张仲超出席在三原召开的共进社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担任通告员和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和方仲如、郝梦九、张耀斗等人共同起草大会宣言，为推动共进社进一步革命化起了重要作用。是年秋，他回到北大复学，积极参加了中共组织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他对友人李伯恂说，“不脱学生的皮毛，不参加革命斗争，只在口头上向人宣传，是徒劳无益”。这时，他虽然离开了澄城，但仍非常关心澄城的革命斗争，经常以信件联系指导工作，在他的积极帮助联系下，《向导》、《中国青年》每期给澄城邮寄10多份；北京的《共进》杂志每期邮寄50份，广东革命政府的宣传部也经常寄发宣传品，从而解决了澄城学习材料不足的困难，促使澄城革命斗争搞得有声有色。1926年初，广东黄埔军校在北京招生，他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武装斗争。3月初，党组织决定他去黄埔军校学习，张仲超十分兴奋，把衣服和书籍也卖了，准备搭轮船南下，由于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志愿未能实现。这一天，张仲超和北京大学的广大师生一起，积极参加了由北大、清大、燕大和北京总工会二百多个社团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示威大会，会后示威游行，张仲超随请愿团向铁狮子胡同进发途中，一面散发革命传单，一面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段祺瑞！”当执政府内的卫队和执政府广场的军警向请愿民众开枪时，他奋不顾身地同反动军阀展开搏斗，不幸壮烈牺牲，是年22岁。

为了纪念张仲超等死难烈士，3月18日晚上，李大钊主持召开了北京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决定把反帝反封建斗争坚持下去，为死难烈士开追悼会，揭露帝国主义走狗段祺瑞的卖国罪行。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踏着烈士的血迹，积极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接着陕西旅京同乡会和共进社、北京大学以及澄城各界先后为张仲超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共进》杂志为悼念张仲超出了《三一八惨案特号》；共青团中央为张仲超敬送了挽联，挽联上写着：“为革命牺牲方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踏血迹前进不愧勇敢的少年先锋团”。

1929年5月，北京大学在北大三院（沙滩）为“三一八”惨案牺牲的张仲超等三烈士设立纪念碑。1993年5月4日，北京大学庆祝建校97年时，在北大燕园中心的静园草坪北侧，为张仲超等83烈士修建纪念碑。

张仲超烈士牺牲两年后，其兄张宝泉被国民党新军阀杀害于上海龙华。13年后，他的父亲张景秋在重庆遭日本飞机轰炸罹难。周恩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次谈话中深情地说：他们一家是“父子国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