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起云（1915.7-2007.7），原名雷鸣盛，曾用名雷腾蛟，陕西澄城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我军担任要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1983年离休。他一生戎马倥偬，为党、为国家、为军队、为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15年7月15日，雷起云出生在澄城县醍醐镇醍醐村（今寺前镇醍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十岁丧父，从此母子相依为命，仅靠母亲纺织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生活的艰辛、贪官酷吏的巧取豪夺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印上了深深的烙印。

1927年2月，不满12岁的雷起云在其堂伯父雷五福（时任醍醐镇农协主席）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抗捐、抗税、打土豪、斗地主、捉土匪等农运活动，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中受到了洗礼和熏陶。后又追随徐汉儒（时任中共醍醐党支部书记）从事革命活动，为党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爆发。正在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陕西省大荔师范学校）上学的雷起云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在党的外围组织“大荔县学生抗日会”的领导下，与旅外学生回澄城砸毁国民党县党部，迫使县政府撤销了镇压学生运动的教育局长袁子豪等人的职务。翌年2月，雷起云由丁本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8月，雷起云由于家庭困难而辍学回到澄城，参加了县教育局举办的小学教师考试，被录取成为一名小学教员。此后直至1936年底，他以此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8月11日，参加了中共澄城县委领导的武装暴动（史称澄城警变），在警变领导人张鼎安因消息不畅去西安后，雷起云等人被捆绑扣押，后因看守打盹，他们互相松解脱逃。1933年2月20日，中共澄城县委成立，雷起云任县委委员。5月，省委派高岗、邢崇道来澄城视察游击战情况，途经醍醐时，由雷起云负责送到王庄镇县委书记张鼎安的住所，并听取了高岗的《游击队报告》和邢崇道的《群众工作报告》。暑假期间，国民党在醍醐小学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雷起云等党员发动教师举行罢课示威，迫使训练班停办。10月，在中共陕西省委樊鹏飞同志的组织下，成立了大荔、朝邑、澄城三县工委。雷起云任组织委员，并负责澄城的党团组织恢复和整顿工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拥护“张杨”八项主张的抗日群众运动，进行各种抗日救亡的组织宣传工作。

1937年2月，为了追求革命理想，雷起云毅然奔赴延安，进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年8月至12月期间，多次聆听了毛泽东主席讲授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等政治军事理论，思想上政治上迅速走向成熟。1938年1月至5月，由抗大统战部派往陕北宁条梁保安大队（地霸武装）做统战工作。同年6至7月，由抗大统战部又派往山西阎锡山部六十一军陈长捷部做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抗大军事二队学员、学校统战部工作员、山西新军汾城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政工队队长，山西新军政治保卫队第二支队干部学校主任，直接领导学校工作，对班、排干部进行培训，同时吸收青年知识分子，为部队培训军政骨干。在党内直接领导各中队的党组织活动，积极组织学员宣传团结抗战，粉碎国民党反动势力制造的各种摩擦。

1939年6月，山西新军政治保卫队第二支队改编为山西新军第二一三旅，雷起云同志担任第二一三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干校主任，党内任旅副特派员，直接负责该旅党组织的领导工作。9月，雷起云同志和旅领导率领二一三旅成功粉碎了日寇的围剿，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12月，阎锡山以八个师的兵力从北、西、南三面（东面是日军）围歼二一三旅，史称“十二月事变”。雷起云与部分旅领导率全旅官兵与阎军展开激烈战斗，突破重兵围攻，转移至太岳根据地，并编入太岳军区决死一纵队。担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政治部组织部组织股干事、股长，参加了晋家山作战和著名的百团大战，后任由一纵队改称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旅二十五团政治处主任、代理政治委员。

1942年4月，正值抗日战争相持的生死攸关阶段。雷起云任决一旅兼太岳军区一分区敌工站长。因百团大战给予日寇沉重打击，日寇对我根据地更加穷凶极恶地实施了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频繁地对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扫荡。一次，对我太岳一分区机关、五十九团机关和屯留县委机关驻地远离屯留县西北部大镇“松交镇”进行大范围袭击，抓走了很多人，雷起云在屯留县西北老爷山上的“上章村”负了伤，当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用担架把他送到离县城很近的“余吾镇”一个较偏僻的山村人家，该村群众到“余吾镇”找来一个外科医生，取出他腿上的子弹。由于敌情严重又复杂，万一被日、伪、汉奸发现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他养伤过程中转移了好多次。此期间，雷起云带了两个武工队在日寇占领区发动群众，他坚信有武工队和有爱国心的群众的保护，鬼子不会想到八路军的伤员会敢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养伤，认为在日寇占领区养伤倒反比根据地养伤还更安全。

当时军分区领导指示卫生部派人为他治疗和护理，安排了一个不足16岁的卫生员做陪护，一个多月后，因精简和整编，卫生员调回卫生部。因缺乏药物，伤口化脓了，他又转移到老爷山山脚下一个仅有3户人家偏僻山村养伤。自己用刮胡刀把伤口切开，一大包脓液全部流出来，只用盐水冲洗冲洗，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好转。

1943年3月至1945年10月，雷起云任三八六旅兼太岳二分区敌工科长。随二分区部队粉碎了日寇对岳南地区的“铁滚扫荡”。后随同三八六旅和分区主力参加了豫北战役。期间，二分区司令员刘忠于4月12日命雷起云带领四名随员（侦察员等）进入尚庄做李正德（伪军司令）的劝降工作，并乘机摸清了敌据点的路线、军事部署、武器装备等情况，于当晚歼灭了尚庄据点之敌，并活捉了李正德。豫北战役，消除敌据点四十余处，歼敌二千八百余人，起义、投诚一千七百余人。建立了济源、沁阳、孟县抗日人民政府，使太岳、太行根据地在清道路以南连成一片。他在一个月内连续指挥了蓝村、疙瘩沟、将军沟、石门峪四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消灭日军三百多人，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

解放战争时期，雷起云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十旅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三军三十七师政治委员等职。先后指挥部队参加了上党、同蒲、临汾、吕梁、晋南、豫西、平汉、洛阳、宛西、宛东、淮海、渡江、浙赣线追歼等战役。他足智多谋、善于打敌要害，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1945年10月26日至30日，参与指挥十旅攻克赵城，共毙伤敌二百余人，俘敌纵队司令张荣芳以下一千七百余人，缴获山炮一门，各种枪支近两千支，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1946年1月21日至23日，参与指挥十旅在山西省曲沃县参加的侯马战斗，同兄弟部队共毙伤敌一千八百人，俘敌四十五师师长王为征、参谋长朱嘉华以下三千人。1946年2月至5月，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旅政治部主任的雷起云在部队整训期间，负责举办了三期排以上干部集训，组织旅直干部时事学习集训队，提高各级指挥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能力。1946年7月13日至14日，参与指挥十旅参加了闻（喜）夏（县）战役，共毙伤敌一千二百余人，俘敌一千五百五十八人。1946年8月9日至18日，参与指挥十旅参加了同蒲战役，旅主力协同兄弟部队共歼敌一万两千余人，缴获山炮七门、迫击炮十七门、轻重机枪二百七十五挺、步枪冲锋枪六千七百余支，以及大批武器弹药。雷起云负责编辑排版了油印的《歼敌报》，把胜利的消息及时传播给广大指战员，开展杀敌立功运动，鼓舞了士气，表彰了先进，交流了经验。1946年9月22日至24日，参与指挥十旅参加了临（汾）浮（山）战役，歼敌“天下第一旅”旅直和第一团全部，俘敌中将旅长黄正诚、少将副旅长兼参谋长戴涛、少将参谋主任顾铁、少将团长刘玉树以下一千五百余人，毙伤敌一千二百余人。缴获美式山炮四门、战防炮三门、火箭筒五具及其他武器装备。1946年11月27日至1947年1月2日，参与指挥十旅参加了汾（阳）孝（义）战役，毙敌一千五百余人，俘敌副师长王熙明以下二千八百余人，缴获山炮八门、迫击炮十三门、轻重机枪一百五十一挺、汽车三辆及大量枪械弹药。1947年4月4日至5月12日，参与指挥十旅参加了晋南战役，歼敌三千二百余人，解放县城五座，缴获飞机两架、汽车一辆及大批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1947年8月23日，参与指挥十旅参加了强渡黄河、攻占石头山的战斗，共俘敌集训总队司令高尚德、副司令韩若萍以下一千二百余人，毙伤三百余人，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四门、重机枪六挺、长短枪一千余支。1947年9月4日至10月9日，参与指挥十旅在潼（关）洛（阳）间往返作战，为保卫延安、控制胡宗南行动，共歼敌四万余人。1947年11月3日，参与指挥十旅参加了郏县战斗，总计俘敌十五师师长武庭麟、副师长姚北辰、杨天明以下二千余人，毙伤五百余人。1947年12月11日至31日，参与指挥十旅参加了平汉战役。于12月18日攻克漯河，俘敌副旅长康守义以下二千八百余人，缴获汽车二百辆，履带式牵引车三十台、马车四百辆、榴弹炮十六门、汽油万余桶、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共六十车皮，为我军作战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战备物资。12月26日攻克祝王呰，共俘敌第五兵团参谋长李英才、副参谋长邹炎、整三师副师长路可贞以下一千六百余人。1948年1月，组织并参加了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3月7日至14日，参与指挥十旅参加了洛阳战役，俘敌二〇六师中将师长邱行汀、少将副参谋长符绍基、少将团长方景林以下三千九百余人，缴获各种火炮十八门、火箭筒三具、轻重机枪一百六十九挺、步枪冲锋枪一千六百余枝。洛阳解放后，1948年3月至4月兼任洛阳市工商局副局长，根据中央和兵团指示，积极做好解放后的城市恢复工作，广泛宣传我党在解放区的有关政策，严厉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和敌特分子的各种破坏行为，彻底消灭敌人散布的反动谣言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雷起云协同在洛阳工作班子成员，解决了城市的水电供给问题，及时成立了商会，让商店及早开门营业；成立了税务局，给来往商贾发放通行证以保证其安全，并收取税收两三万元；让学校相继开学、剧院开始演出，保障了正常的商业秩序、生活秩序和经济的繁荣，还开通了洛阳到偃师70多里的铁路运输。从而稳定了社会、安定了民心，让人民群众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他在洛阳的工作，受到了中央和陈赓司令员的表扬。1948年4月27日至5月3日，参与指挥十旅参加了宛西战役，歼敌二万一千余人，5月27日至6月3日，参与指挥十旅参加了宛东战役，毙敌一千五百余人。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参与指挥十旅参加了淮海战役之汴徐、徐蚌作战，任家湖阻击战，浍河出击战以及攻克李围子、沈庄、杨围子、杨文学庄等战斗。雷起云在战斗中带领广大政工干部利用战斗间隙，广泛开展战地政治工作，利用鼓动棚、战报、传单、立功快报等鼓舞士气；利用喊话等方式向敌军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瓦解敌军士气。在战役中，雷起云还兼管后勤保障工作，和全体后勤人员共同努力，有效保障了十旅在大规模作战中的需要，圆满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

1949年2月，雷起云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三十七师政治委员，党中央发出“百万雄师过大江”命令后，他参加了渡江战役、浙赣线追歼战、东港阻击战。

1949年5月21日至23日，他率三十七师解放了南昌，按照陈赓司令员的指示，将师部驻扎在南湖百花洲图书馆（陈赓曾被蒋介石关押并审讯的地方），并负责南昌市的城市警备任务，雷起云兼任南昌警备区政委、南昌市委副书记等职。部队进城当晚，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全师部队夜宿街头，决不损害人民群众的丝毫利益。刚解放的南昌，社会秩序混乱，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乘机四处捣乱，当地的反革命武装“人民革命军”亦浑水摸鱼，派粮派款，烧杀抢掠。为了迅速恢复社会秩序，雷起云和师领导班子一起，在南昌市接管工作委员会领导和原南昌地下党组织配合下，立即布置了警卫目标和区域，实施戒严和防空等紧急措施，解除了敌特“人民革命军”一千余人的武装，收容了散兵游勇三千余人，对地痞流氓进行了严厉打击，整顿了市容和交通秩序，同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全师指战员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护国家资财和城市公共设施，共担任执勤岗哨一百八十余处，警卫工厂企业三十家、机关单位一百三十四个、仓库六十八座、银行十四家，以及车站、渡口、桥梁、韩东等交通要冲。从而有效地维持了社会治安，保障了群众的生活秩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诞生了！10月24日，雷起云率领三十七师参加解放广东战役。11月18日至12月14日，参加了粤桂边围歼战。11月中旬，白崇禧发动南线攻势，企图在余汉谋残部的配合下，夹击我南路军（四兵团），进而控制雷州半岛，打通逃往海南岛的道路。雷起云率领三十七师奉命布防于雷州半岛的廉江阻击敌人，又奉命挺进钦州，打击了两批企图乘船逃往海南之敌，在整个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粤桂边围歼战中，每次都及时截断了敌人逃往海南岛的去路，粉碎了敌人妄图把海南岛变为第二个台湾的企图。粤桂边围歼战中，三十七师共俘敌八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等战备物资。1950年1月1日至2月19日，参加了滇南战役。率三十七师从广西南宁出发，急行军连续追歼三千六百余里，经历48昼夜，直奔云南蒙自敌飞机场，又一次彻底断绝了蒋介石企图将其二十六军空运台湾的梦想。滇南战役，三十七师担任中路军第一梯队的主攻任务，参加了攻占蒙自机场、个旧地区战斗、元江战斗、滇沅地区战斗等，和兄弟部队夺取了大陆最后一仗的胜利，彻底消灭了敌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仅我前卫师共俘敌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以下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人，歼敌三万一千零三十余人，活捉和击毙敌将级军官十六名。

1950年3月至1951年6月，三十七师奉命进驻昆明，担任昆明市的城市警备任务。雷起云兼任昆明警备司令部副政治委员和中共昆明市委委员。进城前，雷起云和师领导们针对部队官兵的思想情况，广泛地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讲清了部队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执行这次警备任务的重要意义。针对昆明市暗藏的敌特分子多、反动势力强的特殊情况，增强了部队城市警备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昆明是全国最后一个和平解放的城市。部队进城后，做了几项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部队按预定计划，对分布在市区和郊区的工厂、仓库、公共场所、飞机场等要点实行守卫，对首脑机关、电台、报社、军事要地和主要街道进行警戒和控制。全师共守要点六十六个，设固定哨位二百七十一个，两小时派哨一班，一日出哨三千二百四十六班次。为了搞好市区警备，全师还派出巡逻分队一百六十一人，进行昼夜巡逻，每两小时一班，每日共派出一千九百三十二人次。除此之外，每逢重大节日，还增加巡逻警戒。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政府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针对潜藏的大批反动势力、敌特分子的破坏，以及大批土匪和国民党散兵游勇的骚扰，采取了有力的措施进行坚决打击。仅1950年，就侦破匪特案二百一十七起，缴获各种枪六十八支、电台三部、子弹一千一百零五发、手榴弹五枚、汽车一辆、信号弹三十发。1951年3月，又将一批隐藏较深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抓获，收缴电台八部、枪百余支、子弹两万余发，并于4月15日执行枪决了二十多个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与此同时，师还派出一一一团和一〇九团的主力，参加了滇中地区、滇黔边界以及滇黔桂边的剿匪，共歼匪一万四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战备、生活物资，彻底消除了该地区的匪患。三是协同警察局彻底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解放初期，昆明市有三百七十一个大烟馆、二百八十余所妓院，社会风气污浊不堪。针对这一情况，警备司令部发布第二号布告，勒令全市的大烟馆、妓院一律停业。此后，部队进行了长时间艰苦地缉毒工作。仅1950年就查获大烟贩九十一人、缴获烟土六千零五十七两。另外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三千二百余人、乞丐和小偷三千余人，还接收了原救济院和两个临时教养院的人员四千六百六十五人，使其得到了妥善安置。四是积极支持并参加昆明市的经济建设。先后帮助地方政府修建公路、护送运输队伍、挖河、修堤、修围墙、疏通下水道等，积极协助工矿企业开展工作，深受广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爱戴。

1951年初国民党残匪在我军打击下，部分逃入越境，与越南反动势力勾结，并得到法国殖民者的支持，在中越边境残害两国边民，不断扰我边防。经我党与越南劳动党商定，经云南军区（昆明军区前身）命令我军于四月一日第一次进入越北剿匪歼敌565名，残余匪敌逃向莱州。此后，雷起云担任十三军政治部主任兼滇南卫戍区政治部主任、滇南工委委员。1952年5月至10月，再次奉命进入越北剿匪，经和越方领导人商量不仅要在军事上解决问题，要结合政治瓦解和建立基层政权，以根绝匪患。经五个多月战斗共歼残匪二千二百余人，我军付出惨痛代价，伤亡一千零三十三人。1954年12月，越南河江省发生叛乱，又应越方邀请，我军再入越帮助平叛。战后所有一切缴获全部交越南后再返国。用鲜血建立巩固两国友谊。

雷起云在十三军和昆明军区工作期间，一直很重视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并当作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落实。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少数民族有26个大系。解放初期，各个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山高林密、交通险阻、文化落后的偏远地方，有些还处在 “刀耕火种、捕猎生食”的近乎原始状态的落后生产力水平上，风俗习惯差别很大、陈规陋习很多，过去受到了国民党的残酷迫害，有着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刚开始时，部队和人民政府进入该地区开展工作十分艰难，一方面要与国民党潜伏的残匪和特务做斗争，让少数民族同胞信任解放军，支持解放军开展工作；另一方面要与疟疾、毒蛇、蚂蟥、蚊虫等恶劣的生态环境以及饥饿等困难做斗争，有的官兵甚至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部队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后，把住在山里过着原始生活的部落请下山来，建立定居点，发给其粮食和布匹等生活急需物资，帮助少数部落改生食为熟食、改刀耕火种为精耕细作；改善相对集中居住的部落的生存条件，帮助他们修建住房，教会他们耕作技术，建立起商店和市场，并利用部队的“马帮”为少数民族同胞运送盐巴、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积极改善少数民族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开办学校、识字班等方式，积极宣扬科学文化知识，用消除自然灾害的具体行动，让少数民族同胞切实体会到一些封建迷信和陋习的危害性。经过多年的艰苦工作，部队帮助少数民族同胞战胜了危害已久的疟疾等疾病，修建了水坝、水库、公路和桥梁等大型工程，建起了砖瓦厂、印刷厂、化肥厂等企业，使少数民族同胞和部队及地方政府结成了一条心，从而建立起了坚固的边防线，为保卫伟大祖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1957年2月，雷起云任军区慰问团团长，代表总部慰问滇缅边防部队，慰问团至西双版纳傣族居住区时，受到了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思（茅）普（洱）行政公署副专员、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等傣族首领召存信的热情接待，并合影留念。1972年1月至4月，雷起云任中央慰问团团长，率军区、云南省各界代表赴老挝慰问我军筑路部队和当地人民政府时，慰问团成员中就有少数民族代表，并与佤族首领岩帅在老挝南塔地区合影留念。

1954年6月起，雷起云任云南军区（昆明军区前身）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昆明军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军区常委，并作了军区肃反运动总结报告。

1961年4月，雷起云任十三军政治委员。六十年代初以美国为首掀起了反华、反共恶浪，加紧对东南亚军事行动，在中南半岛建立军事基地；蒋介石又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并派匪特多次扰乱沿海，并扶植境外残匪破坏云南边境地区。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战备值班部队和战备制度。十三军先后奉总参命令接受战备值班任务。针对热带亚热带山丘丛林特点，开展战备训练和大比武活动。

1962年11月，朱总司令到云南开远十三军驻地，视察部队建设边疆和保卫国防的情况时，军部设法通知雷起云政委，他正在39师澜沧江边的某丛林中和官兵们搞战备训练。当天他从丛林中走出来到了西双版纳景洪，又驱车七百多里，到第二天上午才回到军部迎接总司令并汇报情况。总司令对部队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和军领导及机关团以上干部合影留念。

1965年5月，雷起云任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

根据总参谋部指示，1965年7月至1973年2月，他参与指挥军区中越、中老边防部队做好抗击美军入侵的战斗准备。组织高炮部队、筑路部队入越南抗美援越。期间，军区部队共新建公路5条（815公里），完成了安沛机场第一期工程，1条铁路和1条公路的抢修、维修工程，架设了两条（330杆公里）通信线路，击落美军飞机306架，击伤392架，活捉美军飞行员7名。1968年8月11日，为了稳定部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雷起云等昆明军区团以上干部。

1970年4月，雷起云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主要分管军区干部和政治工作。刚上任不久，正赶上党和军队落实干部政策，大批在“文革”受过林彪反革命集团冤屈的干部、支左归队的干部、待分配的干部等，都在等待着汇报思想、解决其实际困难，雷起云除了上班时间外，每天下班后和星期天，也有大批的干部到家中等待着谈话，把家中的客厅和房间都当作了接待室，妻子和家人也成了接待员。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雷起云负责组织三人小组指导昆明军区空指的揭批运动，认真组织广大干部战士彻底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在此期间，雷起云每天都坚持早出晚归行程二十多公里到空指领导工作，在连续四天高烧三十九度多、哮喘出不来气而不能平躺、夜里完全睡不下觉的情况下仍坚持工作。最后，在军区周兴政委的命令下，才勉强同意住院治疗（住院的当天，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1973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十年动乱期间，雷起云能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做坚决地斗争，坚决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排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坚持抓好全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1975年9月至1983年5月，雷起云任武汉军区顾问。到武汉工作以后，按王平政委的分工，主要负责全军区部队组织工作的调研和指导。他和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王洁清等同志一起，深入到四十三军一二七师（当时的师长是张万年）三八〇团的部分连队，针对基层连队的工作建设情况进行调研。1977年11月10日，在武汉受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的接见。1980年初，按照军区李成芳政委的指示，担任武汉军区党史编研组组长，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前完成了党史编研任务。在武汉受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接见。1978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5月离休后，他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关心国家和军队的建设，思想上紧跟时代的发展，政治上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行动上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积极支持部队的全面建设。在日常生活中，雷起云能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并经常用自己的积蓄来支援灾区人民及家乡的经济建设。对待家属子女，始终坚持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不准许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办私事，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非常关心，主动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情况，关心他们的成长进步，保持了一个老党员、老革命的高尚情操。

雷起云曾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7年7月9日3时15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者和高级指挥员、副大军区职离休干部雷起云，因病治疗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