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之，又名张清秀，一九一二年八月出生于陕西省澄城县交道镇南社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祖父张重邦、父亲张永福均以务农为业。1922年，张卓之十岁时，入本村初小读书，1927年秋考入澄城县立第一高级小学，1929年冬毕业。期间，张卓之的父亲因给富户人家扛长工致肺部受伤无钱医治，于1927年夏病逝。张卓之对旧的社会制度遂有仇视。又恰逢关中民国十八年大年馑，百姓生活难以为继，大小军阀欺压百姓，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张卓之便积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同胞，反对军阀混战和土豪劣绅的剥削，参加了震惊陕西的澄城农民起义。因生活所迫，张卓之高小毕业后便在县城南关小学教书。

1931年，陕西省政府对考取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学生每学期给予25元助学金，对考取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每学期给予20元助学金，以培养实用人才，张卓之因家贫，便考入陕西省立第一职业学校，学习农科专业。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政策”主导下，东北三省惨遭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亡烈火遍地燃烧，张卓之毅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先被选为陕西省第一职业学校学生抗日救国分会成员，11月又被选为陕西省学生抗日救国总会执行委员兼总务部长，宣传、组织、动员民众声援抗日义勇军、踊跃救国募捐、要求武装抗日。在张卓之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陕西各界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省主席杨虎城将军赞助学生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并派出警卫团长张汉民（共产党员）、骑兵团长王泰吉（共产党员）组织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以备武装保卫祖国。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共产党员）也尽力解决学生救亡活动的经费、宣传工具。尽管全省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但当时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田毅安、张明径、于国祯等人依然遵照蒋介石“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指示，阻止、刁难学生抗日救亡。张卓之等组织西安学生于1931年10月、11月，1932年1月，三次集会于陕西省党部，开展驱逐田、张、于斗争。张卓之还与时任易俗社社长的澄城人士耿古丞先生取得联系，组织义演活动为东北义勇军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将士募集资金。”

正当抗日救亡运动漫卷全省之际，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来西安，指挥镇压学生运动，于是发生了1932年4月25日戴季陶在西安民乐团辱骂学生而招致学生群起驱戴出陕运动。次日，陕西军警镇压学生游行示威，学生被枪击重伤10余人，轻伤40余人，被捕50余人。酿成了陕西现代史上著名的“四·二六”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西安市委领导了学生运动，号召全陕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农民抗租、抗税、抗债。张卓之等人组织学生请愿，还到三原第三中学、第三职业学校进行宣传，促成了三原学生罢课之举。在各方舆论压力下，陕西当局不得不为受伤学生医治，并释放被捕学生。戴季陶狼狈地离开陕西。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西征北出秦岭，相继抵达蓝田、长安、户县、周至等地，重创国民党陕西军一个团，并在中共地方组织的积极配合下，广泛开展打土豪、分粮食、分财物斗争。中共陕西省委也发出《为欢迎红四方面军来陕宣言》，号召陕西一切劳苦群众，在工厂里、在学校里、在军营里，全体动员起来，支持红军。张卓之在动员各界响应红四方面军西征及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被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惊恐之敌逮捕入狱，后经党组织和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配合营救出狱，学校方面以张卓之不安分求学为由，开除学籍，但他仍继续忘我从事革命活动。

1933年秋，张卓之任澄城县立第八模范小学教师。因他出色的表现及广泛交往，1934年秋被进步人士张绍安、姬辅诚，孙次青推荐到刘家洼小学任校长，这个学校的教师中有共产党员张鼎安、张质平、刘仲棣、李育才等同志，进步人士雷芾丞、丁雅学、杨峻等人，学校成为党的秘密活动点，被当时的人称为红色学校。在张卓之和王庄小学校长孙次青倡议下，孙次青和刘仲棣分别代表两个学校赴上海参观山海工学团，学习陶行知新教育思想，对当时澄城的教学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对日益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张卓之还以校长身份掩蔽护送红军干部、转送电台。特别是在1936年夏季，聂荣臻元帅夫人张瑞华被地下组织护送去陕北，被安排在刘家洼小学以教师身份做掩护，至同年被成功送往陕北苏区，张卓之功不可没。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澄城各界积极响应，形成了以张鼎安、张绍安、张质平、张卓之、张堃生、吴卜亭等为核心的抗日救亡运动领导集体。一方面成立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另一方面，在中共澄城县委书记张鼎安的指示下，成立了澄城县第一支革命武装——“抗日救国牺牲团”。张卓之等人负责起草抗日救国联合会宣言、章程，研究组织机构等事宜。由于形势严峻，大荔驻军冯钦哉派旅长柳子俊前来镇压澄城革命活动，反动地主武装对革命活动也万分仇视，武装响应“西安事变”的澄城保安大队及抗日救国牺牲团便前往县北崖畔寨，不久被反动势力扼杀。在响应“西安事变”的队伍转移之前，张绍安、张鼎安派张卓之、吴建初二人赴蒲城、西安求援，见到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和参谋长韩温锡，指示保安大队应撤出崖畔寨，到黄龙山一带驻扎。张卓之、吴建初即返回，当到达蒲城时，听袁若愚说崖畔寨事件，只得作罢。

崖畔寨失利，张卓之因表现突出而遭反动势力追捕，便与张质平等前往西安从事抗日活动，被派往宝鸡、凤翔一带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共产党员、时任杨虎城部团长的刘威诚给予极大方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张卓之正在西安，随十七路军到了三原，经红军代表潘自力介绍，与方涛、张益武等到云阳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听了红军总政委任弼时等首长讲话后，便与二、三百进步青年向延安进发，于1937年2月到达，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被编入第四大队第十二队。

不久，“红大”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张卓之认真学习，听取了毛泽东、朱德、洛甫、博古、董必武等中央领导的讲课。抗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校风，使张卓之很快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达到他“赴抗大学习是为了学得用战斗来实现一个新中国的本领”之目的。1937年5月，经戴元毅、袁德胜介绍，张卓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这时，张卓之已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毕业，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工作。此后，东渡黄河，战斗在太行山上，直至日寇投降。

1937年至1939年，张卓之在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的红军团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先后任战地特派记者、宣教股长。他在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志坚领导下开展地方工作和扩军工作。1938年2月后参加了刘伯承师长亲自指挥的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战斗，三战三捷，后又参加粉碎日寇九路围攻的长乐战斗，重创敌一一七联队和一〇五联队，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为以后发展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后在陈赓领导下，于平汉线上打击日寇和汉奸，掩护徐向前领导的一二九师路东纵队，参加道清战役，发动八次大破击，毁坏敌铁路、公路，烧敌枕木，使敌交通一时陷入瘫痪。1939年6月，张卓之以七七二团一名代表的资格参加了三八六旅党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

1939年11月，张卓之被一二九师任命为倾向八路军的平汉抗日游击纵队政治部宣教科长，帮助该部队向八路军转化。1940年1月上旬，恰逢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鹿钟麟、朱怀冰、张荫梧、乔明礼等不断袭扰我抗日军民，暗杀八路军干部及抗日政府人员，抢夺八路军后方资料，武装占领八路军从日寇手中收复的土地。八路军从大局出发，做出多次让步，但他们毫未收敛。1月12日，日军派出二千五百余人并出动大炮、飞机，配合乔明礼、侯境如部向八路军冀西部发动进攻，八路军予以坚决反击，在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指挥下，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在赞皇参加战斗，共歼敌八千余人，俘敌一千五百余人，大挫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巩固了太行根据地。冀西反顽后，平汉纵队奉一二九师命令移驻山西辽县、礼乡一带整训，张卓之向党组织建议并被任命负责办训练班，发展党员，为把支部建在纵队连上创造了条件。后参加白晋战役，使平汉纵队改造为八路军，组成一个团二千余人，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十旅，张卓之为旅干部科长兼宣传科长。

1940年8月，著名的百团大战打响了。在第一阶段正太战役中，根据命令，张卓之与新十旅政治部主任黄殴东（解放后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带数十名干事随二十八团行动，任务是炸毁桑掌大桥和攻克坡头车站，仅用一个晚上就完成了任务，并摧毁敌炮楼一座。次日，便前往新十旅各团了解和指导全旅战士政治工作事项，使新十旅的宣传鼓动工作在正太铁路破击战中不论从连队，还是在各级领导中都做得非常及时有力，对开展杀敌竞赛、执行纪律竞赛、爱护群众利益竞赛都起到指导、鼓励、促进作用。

正太战役取得巨大胜利，蒋介石专电朱德、彭德怀，予以特电嘉奖。随后各部队进行了战事总结，在新十旅连以上指导员参加的政治工作会上，张卓之受赖际发政委的委托，作了战时政治工作报告，表扬了四个战时工作强连队支部，二十五个重伤不下火线的同志，四十余名执行俘虏政策、遵守群众纪律好的干部和战士，三十八名杀敌多缴获多的指战员，强调了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这次整治工作会议，加强了支部的领导，调整充实了骨干，党员先锋作用抓在班排一线，在参加会议的政工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纷纷要求在连续作战中，把最困难、最艰苦的任务分配给他们，以顽强的精神和毅力，争取更大胜利，为民族争光，为党争气。

在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榆（社）辽（县）战役和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中，张卓之先是受命组织前线政工组，负责战时政治工作，他随亲临前线的汪乃贵副旅长一起指挥部队猛冲猛打，展开白刃格斗，连夺左会山附近两个山头，杀伤日寇二十余人，他的通讯员却在战斗中牺牲。之后，他又受命随新十旅二十九团的二、三营行动，协助该部队首长作战。在洪水镇东南之关家垴，新十旅和兄弟部队将五百多名日寇重重包围，十月三十日凌晨四时展开激战，他带二十九团二、三营从关家垴的西面向敌进攻，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从西北进攻，七七二团从东面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他带部队多次冲锋，枪声、手榴弹声响彻云霄，但日军占居高临下有利地形，火力密集，天亮后又有飞机轮番轰炸，一时与敌对峙。彭德怀亲临一线，命令停止冲锋，各守原地，构筑工事，伪装隐蔽，以利再战，是夜再战，范子侠旅长、汪乃贵副旅长亲自指挥冲锋，范旅长负伤，军务股长邢清魁负重伤肠子流出腹外，张卓之命人照料包扎，组织担架送下火线，又赶往二十八团一营协助指挥，至三十一日拂晓，将敌大部歼灭，张卓之夺敌重机枪一挺、步枪五支。

日本侵略者在第一次“扫荡”失败后，又以万余兵力向八路军晋东南地区实施报复“扫荡”，因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完成抗击任务后，放弃坚守的军工厂，避免与敌打阵地战。赖际发政委根据彭德怀的命令，安排张卓之带一工兵排到军工厂协助军工部长刘鼎同志执行转移前的工作任务。子夜时分，他见到刘鼎，再次检查炼铁炉、锅炉及其他物资的埋藏、伪装情况，命令留守人员在工厂洞口、道路上多埋地雷，杀伤敌人，命令麻雀战小组开展游击，用冷枪杀敌。然后带领工人队伍离开工厂，返新十旅指挥所复命；当敌进攻兵工厂时，因遭冷枪射击和地雷炸伤，伤亡惨重，莫敢留驻，即行撤离，我兵工厂未受损失，后即继续生产。

1941年2月，因团政委王大任住院治病，范子侠旅长、赖际发政委命令张卓之为驻上下白岩、扣上一线进行军政训练的二十九团代理政治委员。3月25日，张卓之和团参谋长蒋克诚（解放后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到旅部接受命令：率两个营奔袭辽县县城西郊飞机场，袭击石匣、七里店的敌伪军。张卓之等团干部研讨后，即召集二、三营营连干部布置任务。二营以一个连奔袭机场，一个连袭击七里店之敌，另一个连为机动部队，准备增援攻击机场或援助袭击七里店的联队；三营两个连袭击石匣之敌，另一个连为预备队，警戒辽县县城内之敌。二十七日零点十分，由十余名向导带路，各连进入预定战场，战斗打响，激战近三个小时，击毁敌机一架，歼灭伪军二百余名（俘五十余名），缴获长短枪五十余支，弹药一部分。2月，张卓之当选代表出席了中共一二九师新十旅代表大会并被授予“模范党员”称号。

1941年11月，上级任命张卓之为二十八团政委。12月，他与团长刘金轩指挥部队进行了破击昔（阳）和（顺）公路的南北李阳之战，随即又在昔阳的东五川参加了粉碎日寇三路围攻的战斗。当时为1941年12月23日，约零点时分，各路侦察员报告：昔阳、和顺、马坊之敌分别出动，似有合围东、西五川之意。张卓之即与团长刘金轩及时任军分区参谋长蒋克诚立即将情况报告受二十八团统一指挥的新二十九团首长，命令各部派出游动哨，严密监视敌情，同时命令各部立即做早饭吃。拂晓，和顺方向的一连哨兵与敌接触，张卓之命令部队占领东五川1668制高点，三连占领1653制高点。八时许，敌两个中队向1668高地进攻，一、二连在刘金轩团长指挥下投入战斗，并命迫击炮连向敌开炮，至十时消灭敌人井野中队长以下120余人，张卓之也在1653高地指挥三连打退马坊敌人的二次进攻。此时，昔阳方向有一个中队的敌人偷过新二十九团的警戒线向二十八团进攻，使二十八团腹背受敌，一二连继续与和顺方向之敌战斗，三连继续打击马坊方向来敌，四连调头打击昔阳来敌。仗打得颇为激烈，时而白刃拼搏，时而滚石、举石搏斗，时而集束手榴弹投入敌群。近距离作战迫击炮不能发挥作用，张卓之指挥战士把迫击炮弹当手榴弹巧用。至下午三时左右，打退各路敌人四至六次进攻。团长刘金轩负伤，昔阳之敌突破四连防线，继续进攻。战场形势极为不利，团首长决定突围。团特派员陶伦传帮助团长指挥一、二、四连突围，张卓之指挥三连继续阻击敌人，殿后掩护。这时，昔阳、马坊方向来敌已登上山顶，三连边打边撤，交替掩护，延迟了敌人的进攻。下午五时左右，当一、二、四连突出重围，昔阳来敌距三连已不足百米，张卓之命令三连一个排冲向敌人，阻止敌人前进，另两个排交替掩护，下午六时，张卓之与二个排最后冲出敌人重围。

日寇频繁、残酷的“扫荡”在1942年全年持续进行，八路军也必须开展连续反“扫荡”。特别是1942年2月，日寇出动一万二千兵力，对太行二、三、四分区和八路军总机关实施“铁环合击”大“扫荡”，张卓之率团连续苦战三十六日，经过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日伪军三百余人，取得过一日三战皆捷的战绩，有过独立游击连续袭敌的胜利，在那些日子里，部队日行百里，风餐露宿，食不果腹，衣不解带，马不下鞍，艰苦的环境造就了英勇的精神，战斗的岁月锻造出钢铁战士。

1943年7月，张卓之又奉命任另一个红军团太行三分区七六九团政委。七、八、九月间，他在三分区司令员陈锡联领导下，与团长郑国仲指挥部队参加了蟠（龙）武（乡）战役；在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指挥下，参加了林（县）南战役。两次战役共毙敌三百余人，俘敌八百余，缴获长短枪七百余支，击毁敌机一架，完成了打击庞炳勋、孙殿英投敌叛国的战斗任务。

1944年春，张卓之又调任三分区十四团政委，参加了坚持榆武祁边斗争等战役。1945年3月，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政委李雪峰致电中央军委并八路军集总，拟以太行大队及参谋训练队为基础，成立抗大分校，恢复此前精兵简政中撤销的抗大六分校。任命张卓之为抗日军政大学太行分校（六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兼宣教部长。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张卓之同志在一二九师出师太行的三个红军团队都留下了战斗的身影。

他曾在弹雨硝烟中写出二百多篇前线通讯，宣传杀敌捷报，鼓舞抗战信心，激励部队斗志，扩大我军影响，他深入山乡村镇，大力“扩红”，他全力以赴，开展战场政治工作；他牢牢把握红军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制度，积极建议在平汉纵队开办政治训练班，培养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尽快创造条件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受到集总和一二九师政治部的多次表彰、重视和经验推广。

他身经百战，敢于胜利，率部痛歼日伪顽军，曾在夜袭辽县机场和林南战役中先后击毁、击落敌机各一架，是阳明堡大捷后，我军抗战中为数不多的歼毁敌机的突出成果。

他出生入死、屡遭险境，多次在部队被敌隔断和上级机关陷敌合围的严重关头、临危不惧，以政治委员应有的无畏气概和威望挺身而出，亲率连排吸引敌火，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甚至打到百米内白刃搏斗，击退强寇，有我无敌。

他的革命青春年华，接受残酷战争洗礼，赴汤蹈火，历经了种种艰险和生死考验。曾先后三次作为一二九师的优秀党员代表，出席所在旅和分区的党代表大会，被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1944年11月，他光荣当选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八年抗战，艰苦卓绝。张卓之同志为开辟和巩固太行为中心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扩大我军力量，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六分校并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张卓之任宣教部部长。此间，蒋介石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面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以受降为名，调集大批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中央军委命令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歼灭进入上党地区之敌。此战歼敌11个师约3.5万人。是重庆谈判期间，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也是解放战争期间的第一个歼灭战，成为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序曲。张卓之受命对上党战役、平汉战役中俘虏的阎锡山蒋介石军队旧军官实施改造争取教育，他很好地落实党的政策，使三千多名旧军官得到改造，一部分自愿参加了人民军队，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和副司令员兼军政大学校长滕代远的肯定。1947年，张卓之与训练部长孟警宇在副校长徐深吉（后任空军、北京军区副司令）领导下，负责组织了在河北省南宫、冀县、衡水一带的战斗演习，他负责河川战斗，攻坚战斗的战时政治工作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以提高学院战时政治工作的组织、计划、实施的本领，取得较好的成绩，同样受到领导与学员的赞扬。

1948年，张卓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宣教部长，受校长兼政委叶剑英之命，率华北军大见习团参加了济南战役，随许世友、谭震林兵团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行动，负责考察搜集攻坚战役战术指挥、火线政治工作经验和敌固守防御特点，以充实军大训练内容，提高战训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素质。战役中，许世友、王建安作为前线总指挥员直下担任主攻的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作坚决、精确、勇猛的战斗部署和指挥，突出部队发扬善打硬仗、无坚不摧的战斗作风，前赴后继，反复拼夺，浴血突破，终将被鲜血染红的弹洞之旗插上济南城头，荣膺“济南第一团”英雄称号；张卓之与见习团无不深受感染，奋发工作，凯旋而归。叶剑英校长、萧克副校长对见习团的成果表示满意，叶剑英在评价战役经验汇报时指出，这是我军战略决战开始后第一次歼灭十万以上守敌之攻坚经验，对尔后大规模歼敌重兵集团、夺取坚固设防大城市，加速革命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朱德总司令在1948年夏专程视察了华北军政大学，接见了学校部长以上干部，与张卓之等一一握手后指出：“要安心学校工作，你们是工作母鸡，把部队送来的中高级干部培养训练成有高度的政治素质、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和较高文化技术知识的人才，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张卓之始终牢记教诲，更加忘我工作。

1948年10月，华北军区调张卓之任徐向前兵团（即华北野战军一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随营学校政治部主任。张卓之等校领导迅速组建学校，于1949年1月在山西太谷县正式开学，分三个大队分别培训连排干部、地方新入伍青年、知识分子学员，营干队轮训营科级干部。在随营学校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张卓之被选为校党委委员兼校纪委书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同时，华北野战军于1949年4月20日起向太原发起最后的攻击，至24日，干净彻底地消灭盘踞山西数十年的阎锡山部队。张卓之在参加了对太原战役俘获的旧军官改造，使他们明辨是非、心悦诚服、脱旧换新。

随着人民解放军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十八兵团编入一野进军西北，随营学校也西渡黄河，驻扎于宝鸡扶风的绛帐镇，拟向大西南进军。

在部队越秦岭、翻巴山、闯剑门关、直指成都时，张卓之在巴山北接到命令，兼程前往成都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兼陆军处长，主要负责接收国民党军校。

1950年1月12日，国民党陆军总校（即国民党中央军校总校）三千余人在西逃被阻后，由该校教育长李永忠宣布起义。十八兵团副司令命张卓之率一个排乘三辆汽车去成都之西的郫县接收。11时，该校步兵、工兵、炮兵、通讯兵、辎重兵各大队官兵全副武装集结，由张卓之宣布我军命令，一特务分子暗中举枪图谋不轨，幸被当场制服。张卓之正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以我党我军政策和人民正义的巨大力量为感召，经过尖锐、耐心、艰苦的斗争，最终圆满完成了对旧军队的教育、改造、整训和平叛反霸、安定社会的艰巨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十八兵团随营学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张卓之任分校政治部主任兼西川军区纪委委员、分校纪委书记。1951年分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步兵学校，张卓之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接任校政委、党委书记。1953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干校训练部长。1953年张卓之作为西南军区师级以上干部赴朝考察见学团成员赴朝鲜，总结抗美援朝经验。

1954年冬，中央军委调张卓之进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高级防空学校政治部副主任，并任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1957年，空军、防空军合并，张卓之被任命为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政治部主任，1957年任副政委，1960年任政委兼党委书记。

在高防工作时期，张卓之同志长期以来献身我军政治工作，干部教育事业和军事院校建设所磨砺生成、战火炼就的领导才干，得到了全面发挥和升华，达到了一个创新的高度。张卓之同志与校党委领导集体遵循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继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抗大”精神，着力研究现代战争特点和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指挥课题，积极倡导实践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和教学方法并借鉴外军先进经验，全面治校育人，战绩成效显著，出色完成了军政教学、思想塑造、战备训练、校风树立、支援地方建设和抢险救灾等各项任务，多次受到总部、军种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典型示范和赞扬，将高防（二高专）建设成高举红旗、硕果累累、素质过硬、享誉内外的军事学府，培育出一大批又红又专的治军骨干。学校还认真落实国家和军委部署，为兄弟国家军队培养了多期中高级学员，真诚履行了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在军事学院校领导重任上，张卓之竭诚实践朱总司令教诲，甘当“革命的老母鸡”，为我军各级指挥人员，特别是高级指挥人员的教育培养，为提升部队指挥艺术、战斗素质和作战技能，为人民防空军暨人民空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战斗化建设，巩固国防，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化大革命”洗劫中，张卓之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诬陷迫害，野蛮揪斗，被以莫须有罪名逐出北京、变相软禁、限制自由，受到一系列错误的审查和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终坚信党和人民，一身正气，笑迎风雨，不畏屈辱，不邀官投靠，坚持斗争不动摇。粉碎“四人帮”后，他重新工作，被任命为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顾问。

1982年7月，张卓之退出领导岗位。

2004年1月28日十七时十五分，张卓之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张卓之1955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被授予大校军衔。

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列空军36位

遵遗言：张卓之骨灰撒到太行山上。

滔滔黄河水，巍巍太行山。将军魂骨与祖国山河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