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承运，化名罗云，1910年4月29日生于陕西省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南师乡东板桥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姐弟三人，他是家中惟一男孩，很受父母喜爱。父亲教他识字吟诗，是罗承运的启蒙老师。承运七八岁时，父亲便与同村几位家长商议，办起一所私塾，聘请教学先生。罗承运学习认真，成绩优异。
1921年春，罗承运考入固市高小读书。1924年春，考入渭阳中学。劣绅贾雨天担任校长，竭力向学生进行封建奴化教育，反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遭到校内外进步人士反对而下台。罗承运在参与对贾雨天的斗争中，体会到了进步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这年秋，韩仲范接任渭阳中学校长，聘请杨晓初、张秉仁（张性初）、李海峰等进步人士来校任教。1925年夏，方干才（方仲如）任训育主任，在学生中提倡课外阅读进步书刊，组织渭阳中学读书会、报告会。罗承运在进步老师尤其是方干才老师的教育培养下，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社会发展简史》、《马克思主义浅说》等进步书刊，受益匪浅。他常在周六的读书报告会上向大家讲读书心得，宣传奋起改造社会，为世界大多数人“谋幸福、快乐、自由、平等”，颇受师生赞赏。是年秋，经方干才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方干才领罗承运去赤水职校拜访王璋峰（王尚德）。是年冬，团组织派罗承运在初小学生中发展儿童团员，建立儿童团先锋队组织、各小学的学生会组织及农村青年社儿童团组织。在此基础上成立渭北分县青年社，罗承运任社长。寒假，方干才带着罗承运到咸阳新店、未央宫、沣河西、大白杨等地，召集当地亲友宣传北伐、反对军阀拉夫拉差等。假满后，同方干才回到渭阳中学。
1926年春，罗承运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之后党组织决定派他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告别父母去西安办理手续。这时直系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八师之众包围西安达八月之久。罗承运按照西安党组织的指示在城内搞青运工作。他不辞辛苦地日夜奔走，组织青年学生刻印传单，刷写标语，进行反围城、反军阀的斗争。这年暑假，罗承运与张金印、潘自力等在西安三中办了暑假训练班，向学员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帮助守城军队解决物资困难，配合守军抗击镇嵩军，发展党团组织。罗承运和林达介绍李茂堂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围城时间长久，民无粮食，树皮，草根都快吃完了，饿死的人甚多。罗承运目睹惨状，悲愤至极。他协同方鉴昭、方爱兰（姐妹俩，系方干才的妹妹）说服其家属拿出米、面、衣物救济缺吃少穿的青年和抗敌守城部队。西安军民忍饥挨饿，坚持守城八个月，终于在冯玉祥、于右任率领的国民联军支援下，击退镇嵩军，取得反围城的胜利。西安解围后，罗承运与王超北、李茂堂三人手挽手地随人流挤出南城门，高兴至极，情不自禁地高呼：“我们胜利了，刘匪逃跑了！”
西安反围城的胜利，推动了陕西地区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12月，西安党团联席会议派张秉仁、罗承运整顿渭南党团组织。他们在渭南象峰小学召开渭南、赤水、华县、固市党团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传达西安党团联席会议指示，撤销共青团渭南特支，成立共青团渭南地方委员会。罗承运先后担任宣传委员、书记。他不辞辛苦，经常步行到固市、华县、赤水等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搞农运、青运、童运，发展党团员。在固市等地他多次参加农民大会，并在数千名农民群众大会上当司仪。由于他人小，拿着话筒宣传，很引人注目，人们称他“小罗先生”。
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竟然背叛国民革命，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同年7月，冯玉祥同蒋介石合流，在豫、陕、甘实行“清党”反共。罗承运在渭南无法立足，于8月又回西安。9月，他参加了省委召开的“九·二六”扩大会议。会后团省委派他担任共青团长安县委书记，机关设在西安雷神庙街中段路西一家后院。他与杜松寿、王谦益、方爱兰等同志同住一个小院子。白天，他们像普通市民一样生活，到夜晚便开会、刻印、装订、分发文件，上下联系，紧张地进行革命工作。
1928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为了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领导东府地区各县农民的武装斗争和将澄城一带红枪会这支力量引入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使之形成一县或数县的农民大暴动。决定划东府为暴动区，派张质平、罗承运分别为党、团特派员，前往东府组建中共东府特别委员会，开展工作。当时情况紧急，处处对共产党人搜查，罗承运带一包袱衣物行至西安东城门时被敌人强行搜查，他事先把介绍信与秘密文件分别挟在衣袖筒内，神情镇静，沉着机智地自动打开包袱，把叠好的衣物一层层地翻给敌人看，应付敌人，化险为夷。他们到澄城醍醐学校同李民桢接上关系。不久，在澄城北棘茨村正式成立了中共东府特别委员会、共青团东府特委，张质平、罗承运分别担任党、团书记。随后在澄（城）、合（阳）、朝（邑）边沿的西高明村建立了秘密的特委机关。吴卜亭夫妻以住家的名义，掩护开展工作。
特委成立后，即把领导红枪会、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罗承运同张质平配合得很好，号召农民党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红枪会。群众发动起来后，他们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首先组织攻打小股反动力量。经过西白寨子、业善、北酥酪等几次战斗，到4月下旬，县南地区小股匪兵基本肃清。那时正值青黄不接，盘踞在韦庄的军阀赵桂堂对群众百般勒索、压榨，给群众摊派1000块现洋（银元），限10日交清，民愤极大。为了策应渭华起义，他们组织发动农民起义，武装攻打赵桂堂。
5月26日，在张质平、罗承运精心组织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澄城农民起义。起义军分路逼近韦庄，迅速占领酥酪、原畔、临皋、东白、西白等主要村庄，控制重要据点和交通要道，包围赵桂堂的主要力量，然后采取“引蛇出洞”和连续攻城的战术，予敌以沉重打击，迫使赵桂堂于7月5日深夜逃跑。这次农民起义前后持续40多天，参加者达5000余人，范围波及大荔、朝邑两县北部、蒲城县永丰一带及澄城县茨沟以北的南社、周家、杨家、黄家、杨家岭等地，有力地配合了渭华起义。
入夏，罗承运进入澄城县城开展工作。他把城内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以互济会的名义组织在一起，由杨森定和杨林波负责。沟南地区的党组织由醍醐小学发展到韦庄小学，由李民桢负责继续进行活动。
这年冬，罗承运调回团省委任候补委员。此时，宋哲元利用法西斯组织“铲共团”到处侦探破坏党团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革命工作极端艰险困难。罗承运多次男扮女装外出工作。有一次，他刚外出，发现联络据点遭敌破坏，即返回机关，发现省委、省委交通点、省委秘书处均遭敌破坏，不少同志被捕。他找不到组织，又无法在西安立足，回到家中，与组织暂时失去联系。
1931年经雷大鸣、张文华、罗百忍推荐，罗承运任孝义区（东北二区）督学。1933年，任孝义小学教师、校长长达八年之久。1937年“七七”事变后，罗承运经常向学生讲抗日救国道理，吸收进步师生组织西北青年救国会，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集会开展抗日募捐活动。许多群众自愿拿出钱粮、鞋袜等物捐给抗日将士。
1939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晚（元宵节），罗承运组织学生自制了样式各样的纸灯，灯的上面都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他们上街游行，边走边呼，听宣传的群众越来越多。罗承运借机向群众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以唤起民众，行动起来，抗日保国。
1941年，罗承运任固市小学校长。1942年被固市中学聘请为事务主任。他利用工作之便与地下党的同志主动接触，团结进步人士，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为了抗日，在李茂堂（中共西安情报处副处长）的帮助下，罗承运当上渭南县甘泉乡乡长。他借此身份，常与武纬、王建业、刘秉渭等爱国人士联系，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抗日活动。此期间，他体察民情，不谋私利，还把自家的骡子、轿车、棉花等物卖掉，以充公务之急用。
1945年阴历正月上旬，罗承运辞去乡长职务去西安向王超北汇报多年失去组织关系等情况。从此，他在王超北、李茂堂直接领导下，在西安情报处工作，主要任务是联络、通讯。1945年王超北、李茂堂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为罗承运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
1946年春，罗承运遵照党组织指示，在西安盐店街49号开设了地下印刷点，取名“春生斋”，对外打着商业招牌，实际是搞党的工作。为了安全和保密，罗承运把渭南的周树政、范丰稔、芭生坤、郝云福等人接到西安，协助做掩护工作，并对他们进行了保密教育。当时的古城西安，不但驻有胡宗南主力军队和大量警宪保安人员，还有一大批经过训练的特务组织。在敌特包围中，罗承运不畏艰险，沉着机智，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任务。1947年夏，奇园茶社遭敌破坏，经理梅永和被捕入狱。罗承运及时向组织汇报了情况，立即以生意倒闭为由而关门，让同志们暂离西安，使敌人再破坏的阴谋落空。这时，王超北同李茂堂商议将罗安排在西安市东楼巷环境电话处任急务科长和人事主任，相距李茂堂、王超北数十米，西安情报处的秘密电台就设在此院。每当夜深人静，秘密电台就开始紧张的工作。
为了党的工作，罗承运把渭南的詹逢杰、纪势全、安亚芸请到西安，住在东楼巷1号，由于王超北在莲花池街的据点也被敌人严密监视，迫使王同妻子、儿子从秘密洞口逃出，被罗连夜护送临潼，天亮又转到渭南东板桥村罗的老家居住约一年时间。此后，西安情报处东楼巷1号院曾数次遇险，都被罗承运沉着地应付过去。
在那灾难深重的岁月里，由延安或外地来西安的秘密交通员，只要到东楼巷1号院见到罗承运，就能迅速与西安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进步人士见到罗承运，就能及时听到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新闻。
抗日战争胜利后，敌人在西安实行白色恐怖，每个城门都设有几道哨岗，凡过往行人都要严格盘查。罗承运身带一把手枪，骑一辆双梁自行车，常从南门出入，引起敌人的注意。有一次，罗骑车出南门时，被敌人拦截，连人带车一并扣押。敌人对他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妄图得到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但是罗承运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沉着冷静，坚不吐实，保护了西安地下党组织及其他党员的安全，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和顽强的革命精神。后经李茂堂出面保释出狱。此后，罗承运凡外出执行任务，总是把文件交爱人徐曼玲设法带出，并叮嘱她“做情报工作要经得起风险，遇事要沉着、胆大、心细，对党要忠诚，钢刀之下不低头。要机智、灵活、广交朋友”。
西安解放前夕，罗承运工作更加繁忙，每天都得去东楼巷1号与王超北、李茂堂碰头、联络工作。为了预防国民党撤退时的大肆破坏，他和西安情报处成员时刻警惕，密切注意敌人动向，积极做好国民党官兵的工作，联合地方武装，重视和保护西安重要建筑物和重要设备，使古城西安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怀抱。
1949年5月19日，罗承运忙碌了一个通宵，迎接西安解放。一天，他正在西大街执行任务，突然接到通知，说是因号头布（起义标志）不够让立即去指定地点取。罗承运骑着自行车带着号头布返回时，看到西门已经进城的解放军，罗承运同西安情报处的同志协同解放军接管了西安各要害部门。
1949年10月，组织调罗承运担任青海省公安厅研究室主任，并负责青海省公安干部训练班的工作。1950年5月后，担任青海省公安厅三处处长、检察署监察专员，建筑公司经理等职。
1955年元月，为了开发和建设柴达木盆地，组织派他担任格尔木农场首任场长。1957年3月后，又任柴达木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罗承运在柴达木10年中，先在格尔木顶风沙、冒严寒露宿在茫茫戈壁滩之中，垦荒办农场；后又在大柴旦呕心沥血为探明柴达木的资源绘制开发盆地的蓝图而辛勤工作。十年中，罗承运忠实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谋私利，作风正派，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赢得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文化大革命”中，正当罗承运将全部精力倾注于柴达木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之际，野心家、阴谋家康生诬陷王超北、李茂堂是“叛徒”、“特务”、“西安情报处是假的”。罗承运这个西安情报处的主要成员受到株连，遭陷入狱达13年。但他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他说：“别有用心的人说西安情报处是假的，说我们是‘国民党特务’，完全是胡言乱语，党是讲真理的，历史是人民写的，总有一天一切都会明白。”
“文化大革命”中，罗承运家被抄，连他几十年收藏的书和珍贵资料都被烧掉，家属、子女被揪斗，处境和生活十分困难。他虽蒙受冤屈，但仍对前来探望的亲友、家属、子女说：“要相信党，经得起考验，永远听党的话，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个人坐牢，家庭受株连，这算得了什么，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大白的。”粉碎“四人帮”后，罗承运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1981年5月离休，1985年2月23日因患脑溢血，不幸逝世，终年7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