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振东，乳名家益，又名雷致远、雷浚汗，化名李子明。1915年6月出生于陕西省澄城县醍醐乡醍醐村一个贫苦农家。1925年，他才入学读书。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尽管是独生子，但毫无娇气，自小知道孝敬父母，放学回家后常常帮助父母做些零活。

1926年11月28日，西安解围，陕西的革命运动空前高涨。次年春季，驻防寺前镇的国民军联军独立第二师政治处王超北和王树德、吴佐成、王谦益受党派遣，积极配合吴卜亭在当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醍醐小学当时是他们的一个活动据点。王树德、吴佐成等常来学校，给学生讲课，传播马列主义，讲授革命理论和斗争形势，雷振东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不久，学校进步教师李民桢、李鼎新、雷志刚（即雷逢泰）等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的革命行动，对雷振东产生很大影响。学校成立儿童团，他积极报名参加；农协会在醍醐、北棘茨召开群众大会，他也逢会必到，和农协会员一起振臂高呼口号，与封建军阀、土豪劣绅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革命实践的锻炼，使他迅速成长起来。1927年冬，经李民桢、雷志忠介绍，雷振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在党组织领导下，他参加了红枪会，与当地小军阀进行斗争。1928年5月，参加了中共东府特委领导的澄城农民起义。

1931年秋，雷振东在醍醐小学毕业后，考入同州师范。1932年春，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他退学回家，后在老师们的热心帮助下，才得以继续学习。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学校选他担任团支部书记，他积极开展工作，健全组织生活，宣传革命思想，把支部的活动搞得生机勃勃。这年暑假，雷振东回到醍醐，与醍醐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李民桢取得联系，并把这里党的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7月，根据省委指示，雷振东组织李民桢、雷德时、丁本淳、刘锡铭、雷起云等人开会，成立了中共醍醐区委，雷振东任区委书记，直属省委领导。随后，他积极开展工作，到乡村学校秘密联系党员，发展组织，先后整顿建立了醍醐学校、王家坡、杨庄等五个支部，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力量。

与此同时，根据省委指示，雷振东还多次去县北，与王庄小学党组织负责人张鼎安取得联系，决定举行“三城”（澄城、韩城、蒲城）暴动，以牵制国民党军队在韩城对红军的围困。他们反复研究了“澄城警变”的有关事宜。8月8日，雷振东出席了澄、韩、蒲三县地下党有关人员在醍醐小学秘密召开的联席会议。8月11日晚，雷振东、刘正法、雷起云、王安堂等迅速占领了南城楼，并将前来查哨的公安局局长邵学述缉拿，引起西、南城楼对打起来，警变士兵经过顽强战斗，抄袭了县政府，收缴了公安局40余支枪。这时，张鼎安在城下不明情况，却听到警变队伍被困的讹传，因而离去，使警变失去领导。雷振东、雷起云即带领变警、学生和农民百余人携带50余支枪出城东去，途中因大部变警反水，反将雷振东、雷起云、王安堂等八人捆绑，后经周旋全部趁机逃脱。虽然警变最后失败，但为以后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这年秋，雷振东因家庭极度困难而辍学，到彭家庄小学任教，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3年2月20日，澄城党组织在王庄镇孙苟娃家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澄城县委，雷振东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县委常委，负责宣传工作，同时兼任醍醐区委书记。从此，他工作更加繁忙，不分昼夜，带领群众与封建地主进行坚决斗争。3月间，他与县委书记张鼎安在王家坡王顺娃家召开会议，决定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以解贫苦农民的燃眉之急，会议决定雷振东为总负责人。4月27日，他来到杨庄学校，和李子云就分粮斗争进一步作了研究。并召开发动起来的农民和学生大会进行动员、安排。次日，分粮队伍浩浩荡荡开赴王家坡，首先分了地主王林生家三四石玉米、糜子、扁豆、食油、面粉等。随后，他又带队伍来到杨庄，准备分地主武录子家的粮食，但武录子闻讯紧关大门，越墙逃走，并向韦庄民团报告。为了保护分粮群众，雷振东于傍晚向参加分粮的党员和群众作了简短安排，各自散去。这次分粮斗争，不仅宣传了革命思想，扩大了党的影响，而且打退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

7月底，雷振东和张鼎安、雷起云、孙苟娃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这时，由于杜衡等被捕叛变，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张鼎安、雷振东设法与组织接通关系，即被留在省委工作。贾拓夫去上海中央请示汇报工作前，召开了一次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张鼎安暂时负责省委工作，雷振东暂时负责团省委工作。不久，上级派刘映胜回西安整顿恢复省委组织，并于8月成立了临时省委，刘映胜任书记，雷振东任委员兼临时团省委书记。此间，雷振东化名李子明，经常秘密活动，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恢复中断了的组织关系。9月中旬，由于叛徒出卖，张鼎安在西安被捕。几天后，临时省委决定在东四道巷王治国住机关的地方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刘映胜、雷振东、樊德音、李鼎新等先后按约定时间到会，由于王治国被敌人收买，充当内奸，致四人全遭逮捕，被关押到国民党省党部。雷振东在关押期间，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次敌人诱骗说：“李××把一切情况都说了。”要他招供，雷振东却说：“他说了就对了，还问我干什么？”敌人又问：“你还知道什么人？”雷振东答：“我知道的人你们都逮捕了！”气得敌人没有办法。每次审问，他总是答不知道或编造假供，从未暴露组织和同志。虽然叛徒杜衡等对被捕人员劝降，有些人开始动摇，但雷振东始终表示沉默，毫不理睬。不久，史克寿起草了一个《脱党宣言》，让狱中的10余人传阅签名。由于敌人和叛徒的多次诱骗、对质，雷振东出于“早日出狱，然后再干”的考虑，在其他人签名后，被迫在宣言上签了名，并填写了自首登记表，在同乡王育真的保释下出狱。

雷振东出狱后，积极寻找组织，继续做革命工作。不久，他在西安找到郑福平，把被捕经过及狱中情况详细作了说明。同时，郑福平也把西安的组织情况告诉了他，并说已和临潼等地党组织建立了关系。雷振东听后非常高兴，来到临潼，找到临潼地下县委书记刘庚，把自己的情况向组织作了全面汇报。当时正值渭北游击队一个中队长张培述叛变革命，来到临潼进行破坏活动，搜捕共产党员。组织便将处决这个叛徒的任务交给了雷振东等人。一天深夜，雷振东机智、勇敢地带领冯正善、阎庚绪和鲁寿义秘密来到杜甫沟西头马王庙村，将叛徒张培述从睡梦中拉到村外，迅速处决，从而保护了地下党组织。刘庚非常满意，说：“好，这是叛徒应得的下场！”依此临潼县委正式恢复了雷振东的党籍。以后他积极联系党员，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工作更加吃苦，并千方百计为党解决了部分活动经费，缓解了党组织的一些困难。

雷振东在临潼活动月余后，于年底由临潼县委介绍回到家乡，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5年1月，他到南棘茨小学教书，利用课堂给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同时，他也以此作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工作，和丁本淳、雷德时等多次开会，研究工作，联系党员，恢复组织。3月，田凤岗和省委老陈在北棘茨与雷振东接上关系，说明西安的通讯地址是邮电总局，澄城的联络地址是北棘茨学校田仲云，代号为邓澄清。随后，雷振东与张鼎安取得联系，并与韩城中心县委王筠发生组织关系，扩大了组织范围，听取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随之，他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使澄城党的活动重新恢复起来。

经雷振东多方组织联系，并请示东府党的负责人姚权，又经省委同意，1936年2月25日，利用雷振东结婚之机，在他家召开了党的会议，成立了新的中共澄城县委，书记张鼎安，宣传雷振东，组织孙苟娃。4月14日，雷振东在醍醐主持召开抗日救国大会，被国民党警三旅第八团发现破坏。5月22日，他和往常一样，在南棘茨学校正给学生讲课，宣传革命思想，因叛徒姚权出卖，即被国民党西安军警督察处逮捕，押往西安。在敌人的多次审讯中，雷振东表现沉着冷静，大义凛然，并进行坚决斗争。敌人没有问到什么情况，又将他押往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在叛徒姚权当庭对质下，迫使他承认自己的身份和有些活动，随即又翻了供。后被国民党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军事监狱。在狱中，雷振东坚强不屈，团结其他难友，继续革命活动。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进行抗日救国运动；改善狱中生活待遇，延长放风时间等，并为之绝食，取得了一定效果。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多方营救，雷振东才被释放出狱。他回到家里后，身患疾病，体质虚弱，但仍不忘党的工作。这年冬季，驻防合阳的第一七七师地下党委书记吕剑人派管建勋代表澄合区委到澄城整顿恢复党的组织，在醍醐与雷振东接上关系，安排了工作。不久，雷振东即来到合阳甘井，成立了抗日自卫队，并任政治指导员。从此，他带领自卫队员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很快就办起了民众夜校、妇女会、识字班等抗日民众组织。当地群众情绪高涨，各项活动搞得轰轰烈烈。这期间，他先后与管建勋、吕剑人、苏史青、王俊等多次联系，汇报工作。1938年8月，雷振东去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学习结束后，回到家乡，积极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为了斗争需要，组织决定让他担任国民党醍醐保保长，以掩护革命工作。当时，翟贞祥、李习珍、彭雪在当地暴露，组织调他们进入边区。这些同志路经醍醐，需换路条，当地驻军国民党第七十八师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刺探革命情报，形势异常危险，由于雷振东机智多谋，利用他的合法身份巧作安排，保护了这些同志安全过境。

1941年11月，雷振东随同孙继光进入边区参加工作。先后任警一旅教导营供给员、供给股长、关中分区政治部总务科长等职。此间，他虽然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但是他对党的事业始终忠心耿耿，满腔热忱。当时，杨力生去看望他，谈起在监狱的斗争时，振东说：“党审查我是必要的，我是经得起审查的。我在敌人监狱里党不了解，经过审查就会了解的。监狱里有叛徒，为了党组织的纯洁，我能耐心等待。”在部队，他与战士一起开荒种地，为改善部队生活作出了成绩。营长李荣之说：“雷振东真是位好同志，很有工作能力，一个人能做几个人的工作。”经组织的长期考验，1946年春，关中分区政治部根据当时的规定和他本人被捕后的表现，决定雷振东重新入党，党龄从1941年进边区算起。

1946年9月，关中军分区司令部派雷振东、王方民等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富平、同官（今铜川）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他们去后，积极工作，侦察敌情，搜集情报，宣传党的政策，发展统一战线关系，建立“两面政权”，改造非法武装，很快打开了局面。10月，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赵伯平，关中军分区司令员高锦纯在马栏召集雷振东、王徐明、雷炜、王方民开会，认真分析了当时富、同地区的形势，宣布成立了中共富同工作委员会，并对工委成员的工作进行了分工，雷振东任工委书记，主要负责游击队工作。从此，雷振东不畏艰险，勤奋工作，和其他同志密切配合，使富同地区党的组织很快得到发展，游击队的力量也不断壮大。随后又相继组建了富同游击队一、二支队，他担任一支队政委兼任二支队政委，带领游击队联合作战。由雷振东统一指挥，摧毁了红土镇镇公所，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并把敌仓库的300石粮食分给当地群众，受到人民的欢迎。在雷振东领导下，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实就虚，主动出击，消灭矿警队，捣毁乡公所，惩治地主恶霸，伏击敌军车辆，一时声威大震，有力地推动了富同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富同工委的领导和游击队的影响下，富同地区人民纷纷起来参加革命，游击队的人数迅速增加，活动范围也扩大到蒲城的杨家河、党家山，西达陕甘宁边区，南涉临潼、泾阳，北至瓦渣岭、云家山一带大片地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基本上控制了富同交界沿山一带，有力地支援了边区军民的自卫战争。1947年3月，路东工委成立，富同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即归路东工委领导。雷振东调回关中地委工作。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推进，澄城地区的解放指日可待。1947年11月，雷振东被任命为澄城县游击支队副政委，当时，澄城地区形势严峻，国民党为维护其反动统治，与革命武装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他始终与支队其他领导亲临前线指挥，和游击队员并肩作战，紧密配合野战部队，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解放了大片地区。这时，为了迎接全县彻底解放，上级党组织不断加强对澄城党的组织建设和人民政权建设的领导，先后任命雷振东为中共澄城县委常委，澄城县政府副县长、县长等职。这期间，他积极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反霸肃特，建立政权，使全县建党建政工作与游击战争统一起来。到1948年11月26日，全县获得彻底解放，建立10个区93个乡政权，县政府正式迁入县城办公。随后，县委、县政府还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支前工作。县上成立了支前委员会，雷振东任副主任。他亲自部署，动员群众，为西进大军准备了大量小麦、面粉、马料、马草，并动员了一批大车、驮骡、担架，2000多名农民踊跃参加支前大军。同时，在沿途还设立支前站、招待站热烈迎送，为保证大军顺利过境、挺进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振东先后任中共澄城县委书记，中共渭南地委秘书长，渭南地区专员公署专员，陕西省服务厅厅长，供销合作社主任，商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省人委副秘书长，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副行长、党组织副书记等职。他不论在哪里工作，总是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完成了各个时期的工作任务。

在澄城期间，正是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工作繁忙，特别是土地改革，任务大，涉及面宽，政策性强。雷振东认真学习上级文件，和其他领导统一思想，在工作上身先士卒，埋头苦干，他说：“土地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要自觉地把自己放进《土地法》每一条文里去，寻找好自己的位置。”为了防止干部在定成分问题上放弃原则，他在大小会议上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大公无私，首先定准自己家庭的成分。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后来，他和县长翟贞祥、县委副书记孙健家庭的成分，都按政策定为小土地出租。群众说，这样符合政策，领导带了个好头。当时，雷振东兼任县土改委员会主任，亲自草拟了全县《土地改革工作计划》，并常常到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和群众打成一片。当时，土改委员会设在王庄，他的办公桌就是放在土炕上的一个小桌，条件非常简陋。在这里，他知道全县运动的进展，写出了全县土地改革总结报告，地委表扬了他这种革命精神。在雷振东和县委成员的带领下，全县的反霸、抗美援朝、镇反等项工作顺利开展，从而稳、准、狠地打击了阶级敌人，团结教育了人民群众。到渭南工作以后，雷振东还是以党的利益、党的工作为重，时刻不忘关心群众疾苦。一次，张卓之和吴卜亭去看望雷振东，适逢他正在吃早饭。他吃的是小米粥，黑面馍，桌上只放一碟水拌辣面，一碟萝卜丝；穿的仍是粗布棉衣，自做棉鞋；睡的是土炕。而且边吃饭边和一个同志商谈解决大雪后渭（南）、华（县）山区群众生活困难的问题。看到这种情景，张卓之深有感触地对他说：“你弘扬艰苦奋斗、勤俭办事的优良作风，还是和战争年代一个样。”雷振东说：“现在比战争年代的生活好多了，党派我在渭南当专员，我是个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就更要坚持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情的光荣传统。我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激励自己，全心全意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决不挥霍一粥一饭，损坏党和国家的声誉。渭南专区辖10余县，数万干部，数百万群众，我只能勤苦廉政，才配做个共产党员。”雷振东的一席话和他的模范行动，使张卓之非常感动，他赞扬说：“我们党有如振东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兴旺发达的，振东这种忘我工作的高尚精神值得永远学习。”吃过饭，振东和张卓之、吴卜亭话别后，即冒着寒风，骑自行车又下乡去了。1963年振东在西安工作，因肝病住院，医生让他全休，但单位召开党组会、整风会他仍然坚持参加。病未痊愈，他就跑回单位上班。

在生活作风上，雷振东坚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同志热情诚恳，平易近人，能够团结各方面的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有一次，县委开会，副书记孙健因意见不一致暴躁发火，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可是雷振东总是沉着冷静，和颜悦色地进行解释，终于使孙健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意见。吴卜亭时任副县长，年纪大，资格老，在工作中与雷振东发生了误会，有点意见。雷振东知道后，主动找吴老谈心，勇作自我批评，并在党小组会上作了检查，还要在县委会上再检查，被大家劝阻，这件事对县级领导很有启迪。雷振东非常关心爱护干部，他曾谆谆告诫青年干部，要学会全面看待一切事物，正确区分原则与非原则问题。例如对一个人的看法，要一分为二，要看主流，看本质，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不对的。他比喻说：“灯光是明亮的，但也是有阴影。”就这样，他热心帮助青年干部分析问题，搞好工作。1963年，省供销社与省商业厅分设，雷振东任供销社主任，他把两辆新汽车分给了商业厅，两辆旧车留给供销社，下边同志有意见。他即耐心说服，要求大家克己忍让，不要计较小事情。雷振东这种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深深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人们夸他是一位“好同志、好干部、好党员”。

“文化大革命”中，雷振东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打击和迫害，被诬陷为“叛徒”，受到错误处理。1969年9月下放到黄龙县红石崖“劳动改造”达10年之久。此间，他积极参加劳动，接受组织审查，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起生死与共的鱼水关系。他坚信问题总会有个水落石出，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给雷振东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1981年11月又兼任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纪律检查组组长。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始终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为党的金融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82年7月9日，雷振东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西安病逝，终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