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振伯，原名雷百娃，澄城县雷家洼乡雷家洼村人。其祖父原籍陕西富县，自小过继于雷家洼村一户姓雷的农家，生有6子。振伯之父雷启合系长子，一生务农；母亲赵玉兰，富县人，农家妇女，待人温和善良。

1914年雷振伯在富县出生，4岁丧父。由于家境贫寒，他便由在富县的四叔父雷丙吉和叔母抚养，仅读书3年。十六七岁时，回到了雷家洼。母子两人生活维艰。迫于生计，1931年他给本村一富裕人家扛长工。那时，国民党兵役差事频繁，他几次被抓去当兵。他善于习武，酷爱玩枪，几年功夫，就练出了一手好枪法。他对国民党军队搜刮民财、欺压百姓的行为极为不满，常常为群众的利益和官府保甲据理争辩，抱打不平。1939年，本村群众雷维信告总甲长雷××摊派公款不公，不仅无人处理，反而派乡、保丁找雷维信要款，雷振伯出面辩理。蛮横的乡、保丁竟将他捆绑起来，押送到夏贤乡。狠心的乡长张安石，不容雷振伯争辩，责令乡丁用镢把拷打，致使他身受重伤，40多天不能下床。

青少年时期，雷振伯历尽磨难，饱尝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压。他常思索着如何才能推翻这个黑暗的世道？听说边区闹革命的事，渐渐地他萌发了北上边区参加革命的念头。

雷振伯伤愈后，1940年6月奔赴边区，在富县茶坊找到洛川特委统战部，参加了革命。不久，由刘树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边区，雷振伯一边辛勤工作，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能救中国。人民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杆子，推翻三座大山，才能得解放。

1943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为了制止内战，抵抗日寇入陕，中共马栏关中地委、中共洛川特委决定，建立黄龙山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遵照洛川特委指示，雷振伯回澄，发动群众搞武装，联络进步绅士，争取改造非法武装，活动于澄（城）、大（荔）、朝（邑）、平（民）、合（阳）、韩（城）、白（水）、蒲（城）、二华（华县、华阴）、黄（龙）、富（县）一带。雷振伯与刘树合，先后联络了袁黑娃、张生玉、韩兴堂、李蛋儿等六七十人，至1944年4、5月发展武装达200多人。

雷振伯善学习，懂政策，为争取国民党乡保人员和改造非法武装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那时，县北地区国民党乡保政权中基本都有打进去的同志或被说服靠近我们的统战对象。为了争取李蛋儿，1944年秋的一天，雷振伯协同刘树合，在小河西问俊川家与李会面。开始李蛋儿有些犹豫，经过雷振伯的一番说服劝导，李蛋儿当即表示愿意投靠共产党。就在准备北上边区时，由于枪走火，李蛋儿腿部受伤。经过多方医治，伤愈后李蛋儿进了边区，成为澄城游击支队的主要领导人。同年，雷振伯与袁黑娃、李毓芳在两宜镇活动时，将该镇一位姓陶的地下党员安插到两宜乡公所，以合法身份给地下同志开路条，打探消息，广交朋友，积蓄力量。1947年后季，朝邑保警大队长杨海潮率部起义时，陶积极协助，率乡保人员起义投诚。

雷振伯机智勇敢，遇事有胆有识。1944年清明节前后的一天中午，他正在邻居家大门前吃凉粉，两个便衣特务朝他走来，在场的群众都为他的安全担心。雷振伯不慌不忙，放下碗筷，扭身佯装从腰间掏枪，敌见势不妙，二话没说，拔腿朝村西溜去。事后，他的急中有智被传为佳话。同年10月的一天，他和袁黑娃、李毓芳南下大荔县城一位朋友家取枪。出发时，雷振伯、袁黑娃各背一捆大葱，手枪藏在葱捆中。遇上哨卡盘查，袁黑娃装作哑巴，由雷振伯出面应付。在大荔专员公署东侧遇上一辆小吉普车，雷振伯上前拦住，问道：“上哪儿去！”“到公署去！”司机答道。袁黑娃接着说：“我们也去那儿，搭个顺车。”司机毫不理睬。袁黑娃趁机一把将司机拉下车，踢倒在地。这时，雷振伯双手持枪早已对准车内的两个敌军，吓得敌人不敢吱声。袁黑娃急忙将车开向大荔东北方向的朝邑滩，在黄河岸边齐腰深的荒草中，给敌军讲明了他们是八路军的侦察员，讲清了党的对敌斗争政策，只要弃恶从善，为八路军提供各种方便，就会得到宽大处理，留条活命回去。敌军听后，满口承诺。据敌交待，这两人分别是国民党90军385团的团长（姓姚）和参谋长（姓谢）。这天是去公署吃请，并未带枪。经教育释放后，385团在大荔、合阳驻防期间，都较老实，并为地下工作者提供过枪支弹药等物资。

刘树合、雷振伯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澄、黄、白、合、韩、蒲沿山地区开展活动，逐渐装备了部分长、短枪支，并与地方反动武装壶山乡乡长曹宏基的自卫队在洞子崖、蒋家河作战三四次，搞得县北乡保惊慌不安。于是，县政府下令缉拿雷振伯。在群众的掩护下，他多次转危为安。

1945年5月12日（农历四月初一），支队长刘树合派二中队长雷振伯率袁黑娃、李毓芳南下大荔取枪，途经雷家洼。雷振伯回家（雷家洼村南槐院，座南向北。家背后是打麦场，麦场紧靠大沟）筹措盘缠。袁黑娃、李毓芳隐蔽在沟口的土窑等候。早饭后，县国民兵团的黄耀武带6名武装，进了该村，找不见总甲长雷文定，便抓去文定的父亲领路，来到雷振伯家里，在半院文定父忙喊：“振伯，县上来人叫你……”话音刚落，雷振伯便明白了来意，从窑里顺手朝院内打了一枪，敌如惊弓之鸟，夺门而逃。

中午12时，县国民兵团的大队人马及周围8个乡保丁30余名武装，陆续张牙舞爪地进了雷家洼村，包围了雷振伯家。霎时，雷家洼的上空，乌云密布，满村窒息沉闷。敌人想活捉他，从窑顶上破着嗓子喊话：“振伯，是朋友就把枪缴了。不光保你的性命，还保有事干。”雷振伯听了斩钉截铁义正辞严地答道：“你们是朋友，都把枪缴了。我们共产党是为了解放人民的，你们给国民党干是绝没有好下场的！你们的父老姐妹正在受苦受难。你们只有弃暗投明，缴枪过来跟我们一起干，才是唯一的出路。”面对敌人的重围，他镇静自若，蹲在椅子上，边吃馍边擦枪，并安慰同在窑内的母亲、妻子和年仅13岁的小外甥女赵玉侠。敌人向窑内打枪，他举起双枪，从门缝和窗子里向外射击，使得窑顶上及大门口的敌人，不敢近身露面。下午2时许，敌见雷振伯态度坚决，不肯缴枪，便将他家的窑背挖了个洞，欲用麦草熏烧。雷振伯双手持枪，前后射击半小时后，便出门突围，刚冲出窑门，准备与敌决一死战，结果被窑顶上的敌人打中腿部。他一只腿跪下来，继续射击，后因腰、褪部多处受伤流血过多而牺牲。时年31岁。

雷振伯牺牲后，母亲和妻子被押到县城严刑拷打。后经地下党组织和乡亲们营救，方才脱险。毫无人性的刽子手割下他的首级，于当天下午悬挂在西城门墙上“示众”。

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雷振伯同志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澄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将他的遗体迁入澄城县革命烈士陵园，以示永远悼念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