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建勋，化名李云，1913年3月23日生于陕西省合阳县王村镇管家河一个农民家里。他早年丧父，母亲寡居，幼年时代就备尝人间艰辛。但他勤奋好学，不甘平庸，立志救国救民，从学生时代起，就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是一位坚定而颇具传奇色彩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9年春天，管建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合阳中学。1930年底，合阳籍共产党员师集贤在南京雨花石台英勇就义。消息传来，合中中共党员和进步教师倡议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举行了师集贤烈士书画交接仪式。烈士的思想和品格深深地印在了这位青年学子的心中，管建勋决心像师集贤那样，使生命更加充实，更有意义。他主动接近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党修甫老师（系中共党员），在党老师处借阅进步书籍，听其讲“五四运动”的经过和伟大意义以及党的基本知识。党老师的开导，使管建勋受到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之后，他更加向往革命，积极搜集、阅读进步的文艺理论和革命书刊，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坚定了铲除不合理社会制度的信念。

1931年6月，学校地下党支部发起的“反对封建保守校长”的学潮获胜，当局被迫同意撤换了原校长，聘请了新校长、新教师，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管建勋是学潮的骨干之一，通过斗争锻炼，他解放了思想，开阔了眼界，认识到师生联合的力量，革命意志进一步增强。学潮结束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管建勋积极投入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书写标语，散发传单，举办墙报，并在县城城隍庙广场发表抗日演说。他踊跃参加下乡宣传，随合中宣传队到良石村、秦城一带，控诉日军在东北的滔天罪行，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动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呼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奋斗。所到之处，听众群情激愤，纷纷捐钱、捐物，支持抗日活动。与此同时，党组织也注意到了他的革命行动。

1932年春，经党修甫和白坡平介绍，管建勋认识了中共陕西省委直属合阳支部书记、女子小学教师党梦笔。根据他的表现，地下党支部决定，让他在学生中创建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他积极联络进步学生，筹措经费，购买进步书刊。经过一学期的努力，会员发展到二三十人。当时的图书少且贵，给发展会员、壮大组织造成很大困难。支部决定，除购买一定数量的《活页文选》外，再选些进步文章，由管建勋负责，读书会员刻版，在石印馆印出，以成本价销售。这些做法深受读书会同学们的欢迎。经过几次实际斗争考验，地下党支部决定先发展管建勋为共青团员，后于1932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秋，读书会力量进一步壮大，党组织及时决定，把一些内容精炼而通俗的读物，以无偿或廉价销售等方式，送到社会各界人士手里，以扩大进步思想的影响。这一行动，引起学校落后学生的不满，他们挖苦、讽刺读书会，自动形成与读书会对立的“绅士派”。12月，读书会发动会员与“绅士派”公开辩论，对方理屈词穷，恼羞成怒，竟寻衅闹事，甚至动用武力。为了保卫读书会组织，打击落后势力的气焰，管建勋团结进步学生，控制校门全部钥匙，全校罢课数日，要求学校开除“绅士派”学生中的肇事者。这次由地下党领导的学潮再一次深深地刺痛了封建保守势力，引起国民党县党部和反动教育当局的注意。县教育局长赶到学校，训斥进步学生，用尽恐吓、利诱之手段镇压学生运动，强制复课。管建勋毫不畏惧，慷慨陈词，组织进步学生，高呼口号，把教育局长轰出了学校。迫于无奈，校方终于答应了读书会的要求，进步学生取得了胜利。学潮结束后，地下党支部书记党梦笔主持召开了读书会学生会议，对学潮斗争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鼓励读书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大胜利。嗣后，管建勋介绍学潮和抗日反蒋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杨志远、谢天相等同学入党，同时团的组织也迅速发展。管建勋担任了合阳中学党小组组长和团支部书记。他在积极开展学运工作的同时，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对东府工作的决议》精神，利用节假日，联络部分党员，在管家河一带进行宣传活动，开辟党在合阳农村的工作阵地，并先后在农民中发展了管俊亚等党员，使党在这一地区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为党在合阳农村领导农民运动作出了贡献。

1933年1月，中共韩城中心县委调管建勋任澄城王庄区委书记。此后，他以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这一带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年秋，由于叛徒出卖，澄城县委遭到破坏，他也被捕入狱。后经保释出狱，一度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他曾回合阳寻找原来的党组织，觉得没有工作方向，但他仍然坚持革命活动，联络翟贞祥等一批失掉党组织关系的同志，于1936年春，在合阳城外东街关帝庙巷集资开办了“大众书店”，自任经理。其间，秘密联络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并找寻党的组织，成为一批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内同志的领导者。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太原、晋南相继失陷，陕西屡遭日军炮击，河防吃紧，合阳一带成了抗日前线。当时，原杨虎城部队一七七师驻防沿河一带，师部扎在合阳县城。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吕剑人、梁步六等在部队中搞军运工作，梁步六在“大众书店”与管建勋取得联系后，上报中共陕西省委批准，恢复了管建勋的党组织关系。1938年1月，澄合临时区委成立，党组织随派管建勋任区委书记，负责联系、恢复澄城和合阳的地下党组织。此时，身为书店经理的管建勋，总是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手里经常拿个水烟袋，面带笑容，把不在闹市、门面又不大的书店经营得生意兴隆，顾客盈门。他不光白天营业，黑夜还不时有人叩门“买书”。原来书店只是一个招牌，它以经营文化用品为掩护开辟党的地下工作，并在合阳地区大量发行革命书籍。延安出版的《列宁选集》、《论持久战》，三联书店出版的邹韬奋、茅盾、郁达夫、鲁迅等进步作家的著作以及《新华日报》、《老百姓报》、《西北文化报》、《解放日报》和《解放》、《群众》等，都是大众书店的畅销书刊，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和社会贤达。合阳中学白坡平等进步教师常到书店买书、看报，并把进步书刊推荐给学生阅读。合中学生雷新绪、杨秀峰等人常到书店买书、看书，议论时局，接受革命理论。后经管建勋介绍，雷、杨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合中重新组建了党的地下支部。1938年1月，进步人士苏资琛任合阳县长。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大众书店”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传播进步书籍和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几近公开，“生意”更为红火。1938年4月，中共沿河地委在“大众书店”成立。地委书记王俊、组织部长白云峰等经常住在书店开展工作。值班放哨、接送掩护党的负责同志，成了管建勋的大事。他精心指挥、百倍警惕、机智应对，有效地保证了党内负责同志的安全。省委派到合阳工作的贺三多、张铁、苏史青、薛焰等都是安全地在书店接转组织关系并安排工作的。1938年5月，中共合阳县委在东宫城村成立。管建勋任宣传委员，兼管武装，并分管合阳城区党的工作。他在书店设立了交通站，负责与地委、县委和苏县长的联系，为党组织指导各界抗日救亡工作提供了方便。以后，交通站改设管家河，并在该村设立了“发行交通站”，《新华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和党的重要文件均通过这里发往陕西东府各地。8月，管建勋接任县委书记。他在书店召开了县委的几次重要会议，在这里部署组织民主抗日救亡。组建了合阳县民众自卫总队，总队长由县长苏资琛兼任，管建勋任副总队长。同时开展了给延安输送革命青年、发展合中进步师生和社会进步人士入党等重要工作。

1938年底，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形势逆转。原杨虎城部队一七七师被调离，苏资琛也被调离。国民党当局惧怕民众挑战，宣布解散了合阳县抗日民众自卫总队。

1939年2月中旬的一天，管建勋召集县委主要领导在书店后院开会，研究白色恐怖下地下党骨干力量的隐蔽计划以及工作的对策及策略。突然，有几个陌生人闯进书店，在营业厅的书架上、柜台下到处乱翻，并声言全面搜查。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营业员立即发送暗号，并大声通报“掌柜的，有人找”。管建勋迅速来到大厅，虚与周旋，巧妙应答拖延来人进入后院的时间，从而掩护了其他开会的委员从后院越墙撤走。他暗示营业员把后院库房中的《列宁选集》、《新华日报社论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进步书刊安全转移。待搜查进入后院时除书店工作人员外，别无他人。库房内也只有一般的文化用品，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尽管来人没有抓住任何把柄，但他们还是不甘心，提走了积存的《老百姓报》，摘掉了书店的牌子，封了店门。管建勋义愤填膺，和店员追到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据理力争，强烈抗议，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县长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百般推诿，不给明确结论，也不让继续挂牌营业。至此，书店遂以“赤化嫌疑”而告停业。

在白色恐怖下，管建勋根据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有组织有计划地隐蔽了合阳党的骨干力量。国民党当局对这桩“赤化嫌疑”案件也只好不了了之。

同年4月，管建勋到省委汇报了合阳发展党员和组织隐蔽的情况，并于5月参加了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参与了党的七大代表的选举。7月后被调回省委，任机关供给科科长，不仅将省委机关的事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而且给省委筹集了大批款项，保证了省委机关的经费开支。1940年后，他分别担任过延安自然科学事务室主任、延安大学建筑处处长、关中地委总务科长、陕西工委供给处处长等职务。

1948年3月26日拂晓，西北野战军二纵六旅在张仲瀚旅长的率领下首次解放了合阳县城。4月中旬，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管建勋为合阳县人民政府县长。他同县委书记白云峰、副书记何邦魁组织领导了合阳的解放战争和政权建设。当时春荒严重，他们组织干部下乡向富户借粮2700石，解决了贫苦农民的春荒问题。他担任支前委员会主任，动员大批民夫开展支前活动，为西进大军运粮运草，抬担架，送粮食。在迎军的热潮中，他精心组织安排，在各重要地段设立了接待站、开水棚、彩棚等，保证了16万大军过境的吃饭、喝水、住宿等问题。他担任扩武委员会主任，发动地方政权组织青年参军，短时间为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补充新兵468人，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在组织人民群众开展生产、反霸等工作中，管建勋也投入了大量精力。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善于理财，及时组织清理了县级机关和各区乡的“小钱柜”“小仓库”，杜绝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经济开支方面的漏洞，挽救了一批干部。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各阶层人士，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政府工作料理得井井有条，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人民的拥护。老百姓异口同声赞誉他是一位精明强干的新政县长。

1949年7月，管建勋调任大荔地委秘书长；1950年调任渭南专员公署副专员；1951年调陕西省水利局（厅），先后任副局长、局长，厅长、党组书记等职；1962年调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1964年任省农办主任。“文化大革命”后期，他被下放到商洛地区任革委会农业办公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错误的审查、批判，但丝毫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对党的忠诚。平反后，他先后担任陕西省水利电力局顾问，省农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为陕西的农田水利建设作出了显著贡献。

1979年12月，被选为陕西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离休后，他继续发挥余热，关心陕西的水利事业。1987年1月21日，因病在西安逝世。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