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堃生，1915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出生于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乡（今属王庄镇）柳泉村。父亲是一位秀才。他小时候常跟父亲去放牛。坐在草地上，父亲教他读“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给他讲中国历史。自幼受到“忠、孝、仁、义”教育和中华文化的影响，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对父母很孝顺，青年时代当父亲病危时，他日夜耐心护理，一天步行往返120多里，到县城照相馆，用几倍的价钱把摄影师请到家里，给父亲留下了唯一的照片，被乡邻广为传颂。
堃生同志十五六岁时，在澄城第一高小读书，聪明好学，品学兼优，深得老师和同学们喜爱，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他家居农村，看到农民终年辛劳仍不得饱暖，十分同情。1931年春，他在《农夫》一首诗中写到：“但愿农夫早觉醒，冲破阴霾见朝曦。”是年9月18日夜，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蒋介石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蒋抗日义愤。10月，全县成立了教师、学生抗日救国会。当时，堃生同志为县立一高学生救国会负责人。他带领学生救亡宣传队去长润镇（今尧头镇）向矿工进行宣传，走访矿工窑洞，看到矿工生活甚为悲惨，非常同情与焦虑。寒假期间，他在组织学生下乡宣传时，于王庄小学结识了澄城早期共产党员张鼎安，鼎安对学生抗日宣传工作给予了极大帮助和耐心指导。学生救国会每日在县城张贴简报，逢会宣传。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抗日救国会没收了县城商人董庚和的“日光”肥皂等一批洋货；砸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澄城县党部，吓跑了党务指导员王志英；学生们又冲入县府，将县府人员集合起来，对平日为非作歹的衙役和破坏抗战、欺压群众的官吏进行严厉训斥和警告，迫使县长叶舟把镇压学生运动的教育局局长袁子豪和建设局局长兼平民工厂厂长郑兆兰撤职。此事引起了国民党县当局的愤恨，准备密谋镇压。
1932年暑假前夕的一个晚上，堃生同志和救国会另一个负责人在操场话别，被校长侦知，立即去县保安大队密告。说：几个共产党员在北操场开会，望马上去抓。时任保安大队长的张绍安，是党的同路人，他满口答应，等到半夜才派人去，此时，早已人去楼空。使张堃生等同志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
1932年冬，堃生同志正在中学读书，被反动当局诬为共产党的“捣乱分子”被校方开除。此后，他奔赴西安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前卫社。继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后来参加了“12·9”学生运动。
1933年春，堃生同志应关家桥村民邀请，在关家桥小学任教一年。他穿着长袍，气度非凡，经常慷慨激昂地向学生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痛斥国民党不抗日的祸国殃民政策，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不抗日活不成”、跟共产党干革命的红色种子。
堃生同志自青年时期开始坚持写日记。当年春天，关相生的姐姐出嫁到冯原镇后，因忍受不了对婚姻的不满和家庭的不和而吞烟土身亡。曾状告到县衙。县太爷来到冯原镇验尸，震动乡邻。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对旧社会进行了鞭挞，对关家深表同情。数十年之后，他将珍藏好的日记，从沈阳摘抄后给关相生同志看，关相生热泪盈眶，对他老人家仍记得家门的不幸，万分感谢！
1934年，党组织在刘家洼开办了农民识字班，利用学习新文字形式，秘密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堃生同志就是这时学会新文字，并成为推广新文字的骨干。1936年后季，他任冯原职业小学校长，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在学校举办了新文字识字班，给学员讲拓牧编写的《爸爸割谷子》《从儿童队伍里来》等拉丁文拼音字母教材，又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不少学员经过宣传，思想进步很快。1984年新文字运动前辈杜松寿（拓牧）在北京见到堃生同志，赞扬说：“当年，澄城的新文字运动，不仅在全陕西省乃至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1936年秋，堃生同志和几位教师坚持向学生宣传抗日，教唱进步歌曲，拒绝宣传新生活运动和向蒋介石致敬的法西斯教育方法，校董曹宏基怀恨在心，向县保安大队长张绍安诬告他们宣传共产并希望严惩。张向曹解释说，国难当头，青年爱国心切，难免言语激进，不要看得严重。事后张绍安托人嘱咐张堃生要小心谨慎，再次保护了他，他感恩终生。在1996年《西安事变六十周年悼念张绍安烈士》的诗中写道：“物换星移六十冬，四千里外悼张公。高风亮节人景仰，模范事迹传澄城。……地下组织赖保护，可敬党的同路人。忆昔两次危境中，化险为夷先生功。”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澄城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并形成了以张鼎安、张绍安、张质平、张卓之、张堃生等人为代表的抗日救亡运动领导核心。在地下县委书记张鼎安的领导下，杨兆春、张堃生等人在国民党县党部开会，成立了澄城县第一支革命武装——抗日救国牺牲团。报名参加者达200余人，杨兆春、张堃生分别担任正副团长。堃生同志起草了宣言，申明拥护张、杨八大主张，提出“联红抗日”是救国的唯一出路，号召群众武装起来，保卫西北，保卫祖国，团结抗战。12月21日，张绍安和张鼎安将保安大队和抗日牺牲团拉往崖畔寨，欲整训后开往抗日前线，以实际行动响应和支援“西安事变”，但遭到地主武装的围剿而失利。
崖畔寨遇敌作战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澄城大地，牺牲团成员和抗日团体中的进步青年数十人先后离澄，参加了红军或进入陕甘宁边区。张堃生奔赴富平参加了红二方面军。
1937年1月，红二方面军为澄城随军青年成立了新兵连，刘苟胡任连长，此时，堃生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连指导员。不久，红二方面军更名为八路军一二〇师，张堃生任教导员和文化教员。西北整训期间，他多次聆听了朱德、彭德怀、贺龙、陈云等首长的讲话，进一步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军事技能，决心为抗日救亡献身。整训结束后，他随军从延安东渡黄河赴晋察冀、晋西北，沿途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群众的抗日情绪。途中，常遇到敌机的狂轰乱炸，进入饶阳西北，听到我另一方面军与敌人激战，枪炮声、手榴弹声隆隆轰鸣，不绝于耳。指战员们异常高兴地说：“抗战的一天终于盼来了！”
1938年春，日寇大举进犯晋西北根据地。一天，堃生同志随军一夜到晋西史庄，枪声骤起，日伪军至。指战员们沉着迎击敌人，激战数小时，打退了敌人。次年2月末，为防敌进犯陕北，他所在的教导团奉命西渡黄河，在神府县盘塘镇设防固守。1943年1月，一二〇师红军教导团改名为抗大分校。堃生同志在抗大七分校担任政治教导员兼总校政治教员等职。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在此期间，他曾在延安抗大学习，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
延安整风时期，他经历了第一次生死考验。由于受康生等人极“左”思想的影响，一些知识分子被无端地认为是国民党派往延安的“特务”，他也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不仅在大小会议上交代问题和“悔过自新”，他所在的支队还把他们集中包围起来，架起机枪，威胁说：如果不承认是国民党“特务”，天亮以前就用机枪把他们统统扫射了。他总是实事求是反复向组织说明并拿出自己的日记给领导看，以此证明自己是为抗日救国参加革命并到延安来的。这些严重问题反映到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派人来调查并解决了问题，保护了同志。
1945年8月至1946年堃生同志为延安中央党校学员兼支部书记。毛主席是中央党校校长，主席不但关心学员们的学习，而且不时来到学员们中间，和大家一起参加晚会，观看节目。堃生同志亲自指导编排的京剧《三打祝家庄》，主席几乎每演必看。
堃生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多次聆听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受其革命思想熏陶，革命志向更加坚定。他认真记笔记、写心得，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哲学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造成国家栋梁之才。
1946年，堃生同志等数十名同志离开延安赴东北，那时交通不便，起初他们徒步行军，沿途设有许多兵站，到了兵站休息、吃饭。东渡黄河后，到交通方便之处才坐上了汽车、火车。沿途他们和农民谈心，农民有地种了，都赞成减租、减息的好政策。到了东北，堃生同志任松江省五常县县委常委、民运部部长，他肩负五常县土改和镇反工作重任，非常忙碌。
工作队20余人，分为3个分队，堃生同志兼任付家屯三分队队长。付家屯流氓和小偷比较多，情况复杂。他组织成立农民自卫队，召开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讨论准备斗争问题。接着召开农会会员大会，号召搞清算，要地契，群情高昂。他经常下乡蹲点调研，一去就是个把月。他不怕寒暑，不知疲倦，在下乡的马车上，给队员讲革命传统，讲党的方针、政策。在老乡家更是问寒问暖，与老乡同吃、同住，尊重民俗。他时刻提醒队员，不要忘记给老乡家交粮票、钱票，甚至对交没交马料票这样的事情也不放过，他一心想的是人民群众，与群众亲密无间。他为群众辛苦工作的精神感动了群众，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军队站稳了脚跟。因而工作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了任务。
随后，堃生同志又调往辽东省任东半县团工委委员、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东北局组织部干部科调配组长、干部处支部工作处科长。他知人善任，不徇私情，为党和国家培养和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
1951年8月到1954年9月，历时三年，堃生同志在北京马列学院深造，比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具有教和学两方面的经验。后来，长期从事党校工作和社会科学理论工作。1954年9月历任中共中央第一中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教育长、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育长、副校长。1963年2月至1966年6月，担任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辽宁“五七”干校学员。1969年6月至1977年春，任辽宁省新华书店革委会副主任兼编辑组组长、省博物馆领导小组组长；1977年春至1979年12月，担任辽宁省清查办公室专案组组长、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79年12月至1982年5月，担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1982年5月至1989年12月，担任辽宁省委党校顾问；1989年12月离职休养，享受副省级医疗、住房标准两项待遇。
堃生同志虽然工作变动频繁，但每次变动他都服从组织分配，干一行爱一行转一行通一行，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在辽宁科研所建所初期，困难重重，事情繁多，从配置人员、建立机构、制定科研规划，培养科研队伍方面，精心思考，呕心沥血。一方面组织人员学习马列，认真读毛选，加强理论修养，提高理论水平；另一方面下厂下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参加劳动，进行锻炼。为了更好地完成哲学教学任务，他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三项必须遵循的原则。一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二是要特别重视毛泽东同志的有关哲学著作；三是强调认真读书，独立思考。他既是辽宁省社联和辽宁省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创办人，又是辽宁社科学院的奠基者。
“文革”初期破“四旧”时，社会上对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一概“砸烂”。“文革”期间，辽宁博物馆需要新组建领导班子，堃生同志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时，即着手博物馆的恢复工作。一是干部队伍的恢复和建设，二是业务工作的恢复和开展。他安排保管部对文革以来各方面送来馆内存放的查抄物品进行登记造册、整理，大大减少了可能出现的差错，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在查抄物品中，还发现张作霖致段祺瑞等人的春节礼单和信札底稿。同时，还有明清时期的大批铜佛，都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现在已是研究佛教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堃生同志品德高尚，为人厚道，光明磊落；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同志诚恳谦和，平易近人；他热爱党，具有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论在平时还是在政治运动中，他都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按党的原则办事。
“文革”初期，他被抽调到辽宁省委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任副主任，他主动深入到鲁迅艺术学院，了解那里运动的开展情况，顺便对学生们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过激行为进行劝导，被扣上“镇压学生运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的帽子，在省委门前进行批斗。是辽宁省委机关被批斗的“第一人”。
1973年，他挺身而出，要求为受到林彪路线迫害的同志平反，再次冒着风险向省委建议：“省上领导应学习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同志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让他们出来工作的做法。”从此，他成了主要斗争对象，专门为他成立了专案组，追查他的问题。“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把他和徐少甫等人列入准备镇压的80人的“黑名单”。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张堃生同志才获得自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2年5月，堃生同志担任辽宁省委党校顾问，对党校建设十分关心，经常过问党校办学方针、班子建设、教学改革和重大原则问题。
1989年12月，堃生同志离职休养，仍坚持每天阅读党报党刊，听广播，关心国内外大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和社会主义道路怎样走的问题。他在85岁生日家庭聚会上说：“老年这段不是夕阳，而是重阳，是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他鼓励儿女们要勤奋学习和工作，做一个对党和人民有用的人。
他先后为抗大七分校写了《关于编写抗大七分校校史体例问题的建议》，从学校简史、大事记、教学记、机构人员等十一个方面提出建议；为家乡柳泉村写了《为写柳泉村志给编委会写的村志纲要》，内容有概况、柳泉村大事记、经济志、政治志、文化志、社会志、艺文志八项；《关于保护关中地区水资源的书信》等十多份史志资料和信件。
他还给有关文物部门赠送很有价值的红色文物。《红军战士读本》，这是红军长征进入藏族地区，在毛儿盖印的。当时没有油墨，红军用桐油熬，加上洋芋。因为没有纸，所以印在藏文经上。这在全国也是现存的唯一读本。还有一本绝无仅有的《一个日寇士兵的日记》，这名日本士兵刚到中国就阵亡了。他把这两件保存多年的文物献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给他写下了“特级文物”证明；他在东北土改团工作时，患疟疾身体虚弱，工作团把陈云送的皮大衣给了他，他也交给了吉林省博物馆。逝世前，还向辽宁省博物馆捐赠了两份保存了七十余年十分珍贵的古碑拓片。
克己奉公、生活节俭，堃生同志一辈子的格言是：“事业向上看，生活向下看。”即事业上与比自己好的人比，生活上与不如自己的人比。他说，生活上最困难时期他都没有怨言，因为他的许多战友都没有了，想起他们，他就很难过，所以他对生活很满意。
2005年7月，堃生同志突患重病，因抢救无效于2005年7月29日安详地走完了他革命的一生。
堃生同志去世后，组织、好友和同志们纷纷写文章缅怀他。辽宁省委党校张堃生同志治丧小组在悼词中写道：“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正派，襟怀坦荡，团结同志，表里如一，敢于坚持原则，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清正廉洁，艰苦朴素，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体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兢兢业业工作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