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安，又名新堂，1896年9月22日出生。澄城县刘家洼乡良周村人。儿时，父亲应邀在一家亲属开设的银号担任掌柜，后来又与他人合伙开办了面坊、染坊，多业并举，算得上良周村小康之家。张绍安是长子，其弟叫张德安、张鼎安，老大和老三接受新文化教育，志向社会，老二则潜心务农。
良周村东北五里地，关则口新村以南有座土寨，名叫崖畔寨，寨子东、西、南三面均是悬崖深沟，惟有寨北有一个门洞可以进出寨子，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历代富绅避兵匪之灾的栖身之地。
张绍安九岁时，就上了本村私塾,私塾的八年，他将儒学忠、孝、仁、义、礼、智、信、勇的伦理深深地刻进脑海里，对一切陈规旧俗深恶痛绝。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在农村剪辫子、放足遇到了很大阻力，张绍安在县城看到了一些小伙子剪掉辫子后的高兴劲，他当即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回到家里又鼓动小伙伴们，纷纷剪掉了辫子，并再三动员母亲放开天足。
1914年，张绍安离开私塾，就读于南街小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汲取丰富的精神食粮。1916年，张绍安小学毕业，考入省城西安三秦公学，以后又转入陕西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暑期，祖父病故，家庭生意经营上逐渐出现困难，张绍安退学还乡，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张绍安回到家乡，被澄城第一高小聘为教师兼学监。他一到任，决心经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改变新一代青年的精神面貌，进而改变家乡的面貌。他对每一个学生都是一视同仁，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常常给予资助。颇得师生尊敬。他在第一高小动员成立学生会，进而联合全县其它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使澄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异常活跃。遭到了旧的教育体制势力的仇视，张绍安被旧势力以急需人才办民团为由，调去办民团，任东北区民团团总。
民团是一种地方武装，主要负责地方治安。民众反映，刘家洼乡北太平村贺某某，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常常公然进入百姓之家凌辱妇女，民愤极大，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张绍安报经县政府批准，带兵抓住贺某某之后，召开乡民大会，支持乡民控诉，将一贯为非作歹的贺某某公开处死，乡民称快。该区社会秩序一时井然。澄城北部地广人稀，土匪常常为害东北区乡民，土匪武装主要有梁占魁、杨某子、贾得功、张志英等。他们抢东西、拉票、放火烧房屋、烧庄稼、烧人体，乡民叫苦连天。张绍安执掌东北区民团团总之后，下势剿灭土匪武装。经过数次激战，张绍安民团俘获匪首刘岗、张辣子，将其枪决。使东北区老百姓安居乐业。张志英匪帮在澄城横行四乡，窜到柳泉村洗劫。张绍安民团与柳泉群众武装里应外合，与土匪激战一昼夜，张匪一败涂地，逃命于陕北，再也不敢南下。此后一段时期，澄城地区匪患销声匿迹。
1924年，张绍安调任澄城县警察局长、保甲总队副、保卫总团长。后被王庄驻军与土匪勾结而缴械，投耿庄部队。1929年任澄城保安团长。
张绍安担任县保安团长，负有维持市场秩序的责任。澄城县城的奸商，提起张团长又恨又怕。有的就千方百计想和张团长拉上关系。
1929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县城有名的富商董某走进了张团长办公室，一阵客套后，将一条榆林毛毯给张团长放在桌子上，张团长想到近日县城商户们反映其任意加税，盘剥商家的情景，心生怒气，一把将毛毯扔向门外，董某吃了个闭门羹，只好夹起毛毯溜走了。民国时期的澄城县政府，大小官员唯利是图。县政府的财政科长赵乔午，执掌着全县财税征收和经费的划拨大权。在你急需用钱时，他便借口推三阻四，你就得满足他的一切欲望。不仅张绍安自家的商号经常被搜刮得无以为继，就连给保安团该拨的经费也迟迟拿不到手。
一天，张团长带着弟兄们正在街上巡逻。听到一家饭店有人吵闹，只见饭店掌柜拿着账本，央求财政科赵科长清理他拖欠的饭钱。赵科长吃完饭傲慢地说：“还没到年底，你急什么？”说罢转身就走。张团长见状气坏了：“公款吃喝竟长期赖账不还，还有没有王法！”他向弟兄们一摆手，几个士兵上前去扇了赵科长几个耳光，赵科长乱了手脚，落荒而逃。
民国十八到二十年，陕西遭遇了光绪三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特别是十八年，春夏连旱、麦田无苗，八九月份无雨，秋播失时，夏秋颗粒无收。连续几年的大年馑，致使“壮者逃亡四方，老弱填于沟壑。”澄城人民多是饥寒交迫，食糠菜，咽树皮，饿死者村村可见。尽管如此，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减粮免差，而且变本加厉，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反动军阀公开抢劫财物，肆意摊派粮款，民不聊生。地主豪绅和投机商人也趁灾年抬高粮价，压低地价，人民群众挣扎在生死线上。加之蝗灾、霍疫接踵而至，这对于灾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1931年6月的一天，共产党员吴卜亭，在县立一高教师党谅亭的住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谅亭、杨世英、杨森定、杨林波等人。吴卜亭历陈农民饥寒之苦，指出“农民现在活不成了，难道能不管吗？……”会议决定，利用“鸡毛传帖”的办法，发动全县农民开展交农斗争，迫使县政府减粮免差。确定由醍醐小学党员教师李民桢发动沟南一带农民，由王庄小学党员教师张鼎安发动县西一带农民，由一高党员教师党谅亭和杨林波发动县中一带农民，并按照约定时间分别在县城分片集中。
7月的一天，四乡的交农大军四千余人扛着杈把、扫帚等农具，纷纷涌向县城。但城门关闭，士兵严守。交农大军怒不可遏，高举农具，呼喊“要求减粮免差！”“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农民用木杠轰开西门，北门一同情农民的士兵打开门锁，交农大军蜂拥而入。进步学生孙钟哲、党永昌、贾武祥、张卓之等带头冲入县政府院内，县长叶舟越墙逃匿在祖师庙巷李少堂家中。交农大军愈加愤怒，口号震天。此时，进步绅士、县公安局局长张绍安出面，向群众保证，立即出布告，“免征粮差”，劝大家回家安心种庄稼，交农群众才渐渐离去。不久，县政府贴出告示，豁免了当年部分粮差。
张绍安在剿匪安民、惩治奸商等方面的贡献，赢得了乡民官绅的肯定。1934年，澄城县三十二里联合为张绍安赠送了一块鎏金巨匾，上书“除暴安良”四个大字。
澄城和蒲城是邻县。年轻的张绍安对杨虎城将军十分佩服。1930年杨虎城将军回陕主政之后，对近邻的澄城县保安团团长张绍安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这年冬天，杨虎城将军来到位于澄蒲交界的寺庄村老部下姬汇伯家里，约见了张绍安，通过一番交谈，当即指示张绍安广招人马，精心办团，以备不时之需，并授予他少校军衔。
张绍安的胞弟张鼎安，是中共澄城地下县委书记，他的许多革命活动就是在其兄的势力范围内进行的。张绍安对其弟的共产党身份十分清楚，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弟弟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澄城地下党能在县公安局、澄城地区活动、发展，时任公安局长的张绍安可以说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
张绍安真正认识共产党，始于对胞弟张鼎安和王超北的熟识和景仰。现实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国民政府是一个腐败的政府。要想把中国真正引向光明，只有走共产党的路子。1927年，张绍安曾向共产党人王超北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王超北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了张绍安的申请。鉴于张绍安特殊的经历和公开身份，党组织决定由王超北通知张绍安，暂时留在党外，以合法的身份建立和巩固一支我党可以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才是对党最大的忠诚。张绍安接受了党的决定，他对共产党人的信仰始终极为向往。
澄城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和党员，在生死的紧要关头，多次得到了张绍安的保护和营救。三十年代初，张堃生是澄城学界领导人之一，参加第一高小的救国会，赶走压制学运的校长，下乡宣传抗日救亡等活动，遭到国民党政府仇视。1932年暑假，一天傍晚，张堃生在北操场与另一学生领袖李志仁话别，学校派人到保安团报告说，几个共产党正在北操场开会，让赶快派人去抓。张绍安巧言稳住校方，直到深夜才带人赶到北操场，这时张堃生和同学们早已离开了。1936年秋，张堃生在冯原培基职业完小担任校长。当时全国民族救亡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张堃生和进步教师给学生教唱爱国歌曲，利用集会和下乡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拒绝校董曹宏基宣传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等主张。曹宏基怀恨在心，便向张大队长报告说冯原完小有共产党煽动闹事，要求立即出兵严惩。张大队长对曹宏基说：“国难当头，青年们说话难免语言过激，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转过身，张绍安立即托人转告张堃生，叮咛他言行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人抓住把柄。1996，寿高81岁的张堃生作诗怀念当年的救命恩人：“物换星移六十冬，四千里外悼张公。高风亮节人敬仰，模范事迹传澄城。一身正气慑群小，劣绅敛迹贪官惊。关怀国运与民隐，一片爱国爱民心。地下组织赖保护，可敬党的同路人。忆昔两度危境中，化险为夷先生功。青春年华至耄耋，未忘当年救护情。”
1936年秋，张鼎安赴陕北向党中央和省委请示汇报工作后，受命开辟韩（城）宜（川）线的工作，在宜川云岩岭被国民党四十二师柳子俊旅逮捕，后经地方组织与张绍安通过杨虎城的秘书蒲克敏等人营救，于12月由王育真以“西安儿童教育用品社”的名义，保释出狱。
张瑞华，河南人，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与聂荣臻结婚。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做党的秘密工作等。1936年，由天津辗转前往陕北接受新的任务。天津地下党负责人根据张瑞华的要求，决定由王超北带她先到陕西。5月，王超北带张瑞华来澄，以教书为掩护，在刘家洼小学住了两个月之后，接到上级党组织指示，前往陕北。张绍安安排张新时老汉将张瑞华送回柏东村王超北舅父家，随后由张鼎安陪同辗转送往陕北。
早在1936年11月初，杨虎城任命遭陷害赋闲在家的张绍安为澄城县保安大队大队长，以便加强地方治安。“西安事变”爆发后，刚刚出狱的共产党人张鼎安和丁本淳从西安一同火速赶回澄城，在张绍安的配合下，组织各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游行示威活动组委会通电全国，坚决支持傅作义将军的绥远抗战。12月13日，杨虎城向张绍安发出电报，让其武装响应。电报被代县长高冠军扣押两天后方告知张绍安，张绍安当即密电，表示坚决支持杨虎城将军的义举。
12月中旬，在张鼎安、张绍安等人的组织下，澄城县各界抗日救国会代表汇集县城，国民党县党部人员闻讯逃之一空。各地代表在国民党县党部开会，形成以张鼎安、张绍安、张质平、张卓之、张堃生等人为代表的澄城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组织全县民众响应“西安事变”。他们酝酿成立了澄城各界抗日联合会，召开市民大会，并准备待机将保安大队拉到县北崖畔寨，整训后开往抗日前线，以实际行动响应“西安事变”。
按照会议决定，由张卓之等人起草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言、章程、研究组织机构等；杨兆春、张堃生等人负责成立“抗日救国牺牲团”。张堃生起草了宣言，由张兆春、张堃生分别担任牺牲团正、副团长。
革命形势高涨，使反动势力极为惊恐。代县长高冠军等人向驻大荔的国民党冯钦哉师请求来澄维持秩序。同时，又在保安大队内部进行分化和策反活动。王保坤要驻合阳他亲家柳子俊旅派兵镇压保安大队。
张鼎安、张绍安根据敌人可能来澄的情况，决定将保安大队开往崖畔寨。12月21日，牺牲团和各抗日组织在县城召开约5000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大会宣布成立“澄城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张绍安任联合会主席兼军事代表，吴卜亭为农民代表，张堃生为教师代表，张印五为学生代表，李育才为工人代表，李子俊为商界代表。大会通电拥护张、杨八大主张，并向县政府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一致抗日等要求。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深夜，张绍安、张鼎安带领保安大队人员，北上崖畔寨，详细安排了有关事宜。盘踞在赵庄一带的杨荣轩、王保坤、王尚文、杨鹏轩以及郑春定等人，按照县政府的指令，拟定攻打崖畔寨的计划。
27日夜，杨荣轩令杨二娃、张八保带领民团偷袭崖畔寨，攻城未遂。29日深夜，再次攻寨，寨门守兵、内奸王德保、梁平喜、杨保彦开枪打死、打伤守城士兵5人，随即打开城门，放民团入寨。面对险情，绍安、鼎安率部组织了三次反攻，但由于腹背受敌，均未奏效。此时，杨荣轩、王保坤等令张绍安等缴械投降，张绍安坚定地回答：“哪怕死在崖畔寨，也不缴枪！”在激战中，因寡不敌众，且战且退，联保人员从四面狂叫“缴枪不杀！”绍安临危不惧，从崖头跳到南沟底，鼎安等人也急速跳下，敌乱枪射来，绍安、鼎安、刘仲棣壮烈捐躯。澄城人民响应、支持“西安事变”的革命壮举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了。
遭到敌人严重迫害的牺牲团和各抗日团体中的进步青年张堃生、张卓之、刘振中、贾武祥、李育才等几十人，先后参加了红军或进入陕甘宁边区。毅然投身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斗争之中。
张绍安生于清末，长在民国。纵观其一生，无论担任何职务，都能出污泥而不染，除暴安良，为民众声张正义。特别是在其胞弟张鼎安等共产党人影响下，逐步走向光明，走向进步，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物力、财力资助，为西北根据地运送急需的军用物资，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率众武装响应“西安事变”，血染崖畔，慷慨赴死。他的英雄事迹彪炳千秋。张绍安用自己40年的生命历程，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忠实朋友和民主志士气贯长虹的不朽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