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健，字子康，原名秀峰，又名健业，化名刘堂娃。1905年2月出生于澄城县王庄乡西庄子一个殷实之家。他9岁时就读于本村私塾，开始接受启蒙教育。1918年，由于兵荒马乱，土匪横行，他不得不弃学在家，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及农活。

1925年冬，孙健到王庄镇公立完小读书。学习了《进化简史》、《世界现状》、《中山主义》等课文，开始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熏陶。1926年1月共产党员张鼎安来到学校，给学生讲了一篇题为《髯樵》的国文课，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宣传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思想，同时还吸收了十几名学生为“青年社”社员、孙健深受教育和鼓舞，从而更加刻苦学习，不断追求进步。1927年冬，孙健在王庄小学毕业后，出外当兵数月，后又回家务农。

孙健自喻“问路人”，他沉思着：天下为什么会有贫富之分，那些封建地主、土豪劣绅为什么又如此有钱有势，欺压百姓？在漫漫黑夜里寻求人生之路。一天，孙健来到合阳，偶然看到上海出版的《真理丛刊》里介绍共产主义学说，随即阅读起来，越看越入迷。从此，他就和进步书报画刊交上了朋友，在书中找到了社会不公平的原因，从而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1931年春，孙健开始以贩卖书籍作为主要职业。此间，他抽空读书学习。从而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不久，他又结识了共产党员张鼎安、管建勋、翟贞祥和进步青年张堃生等，和他们共议国事，探求人生，谈得非常投机。由于受张鼎安等先进分子和进步书刊的影响，孙健进步很快。他经营的书籍，不仅有学生喜欢看的书刊画报，而且有被查禁的一些革命书籍，特别是鲁迅、郭沫若、丁玲、茅盾、郁达夫、蒋光慈等人的作品，他都千方百计设法购买，秘密阅读，并且传授给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从此以后，孙健有时背着大布袋，有时担着小担子，装满书刊文具，经常走村串校，以卖书刊为名，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抗日救亡斗争，成为当时澄城遐迩闻名的“书馆”。

1933年春，孙健参加了控告王庄小学校长雷欣恺的斗争，揭露其压迫学生、鱼肉乡民的罪行。不久，他到南太平教书，利用课堂给学生传播革命知识，讲解救国救民的道理。1934年，孙健继续走村串乡，深入学校，以卖书刊作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35年7月，经张鼎安介绍，孙健在王庄镇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孙健在澄城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做交通联络工作。先后到潼关、澄城的醍醐、柳泉等地，秘密传送信件、请示汇报工作。不论是翻沟越岭，还是长途跋涉，从不怕苦、不叫累，出色地完成任务。与此同时，孙健还经常奔赴各地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澄城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2月21日，在县城召开了工、农、兵、学、商约5000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孙健作为王庄镇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及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随后，他接受县委书记张鼎安的指示，在王庄筹备成立了西北区抗日救国会，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不久，张绍安、张鼎安带领队伍进驻崖畔寨，孙健受命潜伏在当地侦察敌情。由于地主豪绅王保坤等一方面纠集反动武装向起义队伍发起疯狂进攻，一方面收买内奸里应外合，使党领导的武装响应“西安事变”的斗争惨遭失败。张绍安、张鼎安等11人壮烈牺牲。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孙健丝毫没有动摇革命信念，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秘密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9月，朱德率八路军总指挥部东渡抗日，途经东府几县，孙健在合阳“大众书店”与翟贞祥聆听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抗日方针报告，很受鼓舞。回澄后，他便多方筹集资金，在王庄镇西街开设了“拓荒书报社”，以经营书报社作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工作。他经常赶集会、串学校。经销的不仅有拉丁文课本和笔墨，同时还发行《老百姓报》、《工商日报》、《秦风日报》等报刊，更主要的是把上级党组织发来的《读书生活》、《解放》等书刊及时转给党员同志。因为孙健经销书报态度和蔼，服务周到，穿着如普通百姓，又多销售《老百姓报》，所以人们都亲切地称他“老百姓”。在孙健的影响和革命书刊的熏陶下，像孙仲斋、关相生、王万荣等一批进步青年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同年秋，县委特派员吕剑人派管建勋代表澄合区委来澄城恢复党的组织。这时，孙健即和管建勋接上组织关系，汇报了澄城党的组织。12月，吕剑人来澄巡视工作，在李子俊的“儿童用品社”召集孙健、赵士奇、吴卜亭等人开会，指示县北先成立一个中心支部。随后，即成立了王庄中心支部，刘振邦任书记，孙健等人任支委。1938年3月，在王庄中心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王庄区委。孙健任组织委员，孙苟娃任宣传委员。从而使县北党的组织得到了加强。是年夏季，孙健到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秋末学习结束回澄后，任县委委员，同时兼任陕西省《老百姓报》通讯员。1939年秋，他接替管建勋负责省委在东府的发行站工作，常到各地秘密发行书报，把党的政策、革命胜利的消息及时传递给人民，因此遭到了敌人的监视。考虑到孙健的安全，1940年2月，省委将他调进边区，在省委教养院学习后，分配到省委交通科任交通联络员。此间，孙健多次接受任务，到澄城等地了解情况，传达省委指示，布置工作。当时，国民党对边区封锁严密，哨卡林立。孙健装扮成“老百姓”，多次机智勇敢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将了解到的情报及时汇报给省委。还先后将澄城、朝邑等地的地下党负责人杨力生、李华民、吕瑞庭同志护送到边区，保证了这些同志的安全转移。由于孙健有搞交通工作的丰富经验，1941年秋，省委交通科将其由省委所在地照金镇调往靠近白区的柳林交通站，专搞交通联络和侦察工作，到柳林后，他以小商贩身份作掩护，侦察敌情，熟悉路径，绘制敌人兵力分布图，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和各阶层的政治动向，及时向省委提供情报。1941年底，孙健在中央农工委员会领导下做情报工作，同时护送一些领导同志进出边区。1942年底，孙健调回省委交通科任交通联络员。先后到耀县、澄城等地秘密活动，传达上级指示，宣传党的政策，整顿和发展地下组织。1944年，潼关隔河炮战，日本侵略者企图进关，孙健两度回到澄城，不分昼夜，开展工作。首先与王万荣、王凤祥、雷俊斌、刘振邦等接上关系，交代了联络暗号，传达了上级党组织关于立即结束睡眠状态，迅速发展武装力量，重新开展革命活动的指示，随后又联络了忠实可靠的党员30多人，有计划地改造非法武装，扩充实力，并与贾文祥、杨静山、杨生春等建立了统战关系，准备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至1944年底，孙健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兢兢业业地从事了近5年党的交通联络工作。虽然当时他常常衣着破烂，在柳林镇既要开荒种地、打柴磨面，又要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工作，但他始终坚强不屈，以苦为荣。省委书记张德生等，都非常敬佩这位“老百姓”。

1945年春，孙健调到关中地委任总务科保管。1946年任关中分区俱乐部主任。1947年夏，由陕西省工委调至黄龙特委工作。7月，根据西北局指示，分属陕西省工委领导的澄城县党组织和游击队合并，成立了中共澄城县委和澄城游击支队。孙健任县委委员兼游击支队第二大队教导员。随后，参加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人民政权作出了贡献。1948年，孙健任澄城县政府审判员。1949年8月任澄城县委副书记兼县委组织部部长。为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全国解放后，孙健先后任渭南县县长、陕西省粮食厅计划统计科科长、监察室主任、陕西省监察厅工业监察室主任、工矿监察处处长、陕西省计量局副局长等职。他不论到哪里，总是把党的事业、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优良品质。他坚持原则，不徇私情。1948年，孙健任澄城县政府审判员期间，在押犯家属托孙健过去的朋友孙钟灵提了一笼馍和鸡蛋来说情，孙健当即拒绝，并严厉批评了孙钟灵，指出这是对革命干部的污辱。以后在扩武运动中，他的亲戚、邻居有的要求庇护自己的儿子不去参军，孙健婉言相劝，进行说服教育。对个别固执己见者，严词拒之门外。因此，王庄区的人称孙健是“铁面包公”。孙健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襟怀坦荡，敢于开展批评，从而帮助和教育了一些有错误的同志，密切了群众关系。孙健一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在渭南当县长时，一些同志问他用的擦脸手巾和腰带“咋还是土布？”他说：“习惯了，这没有什么！”后来他到西安工作，衣着很朴素，毫不在乎别人背后议论。

1965年6月，孙健因病离休，但他仍然时刻关心着党的事业。在十年浩劫中，他遭到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受到错误处理。1979年2月11日组织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当时他受疾病折磨，已经言语不清，只是情不自禁地用手比画，表达对党的感激之情。1981年6月1日，孙健在西安去世，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