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北，又名王祥初、王祥生、王奇，化名庞智。1903年7月17日出生于澄城县庄头乡呼家庄村（今永内村呼家庄）。

王超北祖辈世代贫穷，其曾祖父王自海和兄弟王自江、王自河以扛活为生，大荒之年相继饿死。祖父王正元给富人打工，为和贫困抗争，在沟壑中开荒种地，苦度日月。陕西庚子年大灾荒，为求活命，父亲王满囤和叔父王双囤被分出另立门户。叔父不久贫病而死，父亲则以卖水兼捡拾破烂为生。一次在合阳乞讨时，偶遇一山西富人子弟离家出走，他同情小孩，护送其回家。那户人家见爱子失而复得，为表谢意，赠他白银十五两。他回家后在呼家庄买了八亩地和一孔旧窑。从此他早出晚归，辛勤劳作，终于发家致富。后又在县城北关买了窑洞、院房、土地和菜园、并代县上征收牲畜头税，渐渐在县城小有名气。

家境的改变使幼小的王超北不仅免受冻饿之苦，而且进入书塾学习。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千年封建体制，废除了科举制度，设立了新式学堂。王超北转到县南寺前镇济群小学读书。在这里，不仅学习国文，还接触了数学等自然科学。本来，他父亲只希望儿子能识文断字，再学个“郎中”悬壶济世便可。但王超北在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下，渴求知识，希望自由。他的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在父亲王满囤眼里是不务实的，致遭极力制止。王超北便背着父亲外出求学，因父亲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王超北在山西单阳县善胜医院求得文书一职，边工作边积蓄学费。随即后来相继转入运城崇真中学和山西新绛中学学习。

王超北在新绛中学学习期间，初步接触到“十月革命”、列宁、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新生事物，感到非常新鲜。当时正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纷纷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激流中去。这使置身其中的王超北萌生了“破旧立新”的思想，转而考进西安省立第二中学。在这所学校里，他与“五四”运动中八勇士之一杨荃骏（杨明轩）相识，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思想又一次得到升华。他决心弃旧追新，放弃富裕的家庭生活，走追求新思想、新文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1922年，王超北求得澄城驻军司令高峰五的经济支持，考入公费制的南通医学专科学校。寒假，王超北应高峰五之约来到上海这个中国革命活动的中心，在高峰五的引荐下认识了当时任上海大学校长的于右任。不久又考进上海大学中文系，后又转入社会系，结识了社会系主任瞿秋白、恽代英、蒋光慈、李达和李大钊、蔡和森、肖楚女、任弼时等人，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共进社，在学习之余，负责学生会的宣传工作，同时积极参加学校共产党组织反对国民党右派分子、文学系主任何世祯与何世枚兄弟的斗争活动。此间，党组织派党员何尚志、伍思茂找他谈话，介绍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1924年寒假，上海大学共产党组织决定，利用假期派党员分别赴上海和外地，宣传党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精神，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成立统一国民政府的行动。王超北被派到陕西，为澄城带来《共进》《向导》《新青年》等刊物，在县立初级中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1925年春，因军阀混战，陇海铁路被截断，王超北未能返回上海继续学习。在滞留西安工作期间，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派他同北京大学滞留学生张仲超一起赴澄城开展党建工作。二人来澄后在澄城初级中学任教，在王超北协助下建立了澄城县第一个团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澄城特别支部（张仲超任书记），后来又创建了澄城青年社。同年5月，为配合西安各界“驱吴（吴新田）”运动，在澄城组织了运动后援委员会，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又成立了 澄城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王超北、张鼎安等人组织学生集会游行，发表宣言，掀起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军阀运动。王超北还利用县政府县政咨询议会，同反学运、反民主的杨射斗面对面斗争，迫使主持会的议长撤了教育局长杨射斗和校长苏福初的职务。6月，王超北转正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9月26日，王超北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候补委员，任青年部部长。9月底，西安团组织派他去肤施（今延安）任省立第四中学训育主任兼国文课教师，创建地方党、团组织。在肤施建立了第一个团支部——陕西四中团支部，后改为肤施县特别支部（王超北任书记）。1926年5月14日，王超北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5月15日，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为阻挡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又恐其侧翼受陕西国民军攻击，封豫西军阀刘镇华为豫陕司令。刘镇华为了达到其重温“陕督军”美梦之目的，进军陕西，围攻西安。当时，西安防卫部队仅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领导的三支队伍，共一万多人。刘镇华多次进攻西安城未果，便长期围困，企图迫使西安城不攻自破。在“反围城”斗争中，王超北受命担任西安市共产党第九支部书记，分管教育系统的工作。在王超北领导下，第九支部充分利用创办暑期学校、举办讲座、办夜校等形式，教育青年学生及学生家长树立信心，坚持到底。在全城断粮的情况下将可充饥之物杀光剥尽，使第九支部没有饿死一个人（当时饥饿是最大的问题，城内因饥饿最多一天饿死三千人）。11月28日，“反围城”斗争取得胜利，第九支部被省委评为模范支部。

1927年1月，党组织派王超北到于右任的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政治部工作，担任驻守澄城寺前镇的独立第二师高峰五部政治处处长。他与王树德、吴佐成等在该师成立了共产党支部（王超北担任书记），在下级官兵中开展“兵运”工作。不久，省委派交通员罗承运到寺前镇宣传、组织农民反军阀、除恶霸，以“农运”支持“兵运”。于是王超北率先成立了寺前农民协会，推举共产党员吴卜亭任农协会长。此后，澄城不少乡村陆续成立农民协会，在王超北领导下反霸除恶、为民除害，澄城农运由此蓬勃开展起来。

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背叛革命，执行清党（反共）政策，把在国民联军中由共产党担任的政治处长等近百名共产党员全部革职。王超北只身从灵宝走回西安，约见了省委书记耿炳光，耿炳光决定让他仍回独立第二师做党的工作。王超北在高峰五的帮助下，以师部参谋王中五的身份，继续在该师做“兵运”工作。

1928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渭（南）华（县）地区实施武装起义。令王超北策动高峰五，以配合刘志丹、唐澍领导的“渭华暴动”。但因宋哲元早有防范，故在先头部队和主力行进到渭南上涨镇以北时，前进受阻。经过两天一夜激战，遂被包围。高峰五指挥部队突围，但被分割打散，高峰五不幸被俘，王超北和旅长赵桂堂突出重围。

1928年初，因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成立了以杜衡为临时省委书记的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书记向忠发的要求决定以假自首策略，要求王超北潜入国民党陕西肃反委员会，获取国民党破坏共产党的消息。先被王超北断然拒绝，后来无奈地执行了临时省委的决定。1929年9月，王超北认识到自己执行了右倾投降路线，便决定和临时省委断绝了关系。年底，王超北由西安经风陵渡、榆次转道天津，走海路来到上海，找到了党中央，被告知可以返回陕西接受新的工作。1930年3月，陕西临时省委分配王超北管理省委的秘密文件、资料，指派米介仁为单线联系人。6月，敌方已完全证实王超北“脱离共产党”有假，即派人搜捕。王超北只好又到西安以外寻找组织，他来到韩城李象九部，巧遇故友史唯然，经史介绍担任了李象九部的军需，随军南下河南。10月，蒋介石的夏斗寅师把李象九部包围在河南杜村寨，激战一昼夜，李部战败，王超北和史唯然逃出。王超北在郑州适逢杨虎城部队，便随杨虎城部队返回到西安。后在杨虎城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中共第四军支部书记张汉民的卫士营任军需主任。

1931年初，王佑民来找王超北，自称是由宋绮云（《文化日报》社长，共产党员）介绍前来，征询王超北愿不愿意做情报工作，条件是不能再和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王超北表示同意，当即被介绍到上海，见到了“老吴”同志(实名王世英)。经过短期的情报业务培训后，王世英指派他担任上海中央局特科（军委）陕甘特派员。王超北返陕后组织起特派员办事处，称为“西安特科”，驻西安城北雷神庙街五号独院，由王世英单线领导，由此开始了党的秘密情报工作。他很快组织起了一支情报队伍，其中有张汉民、史唯然、吴卜亭、李天筠等同志。主要任务是：搜集杨虎城及蒋介石在陕甘的军事调动、部署、作战等情报；全力支援陕北红26军和川北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军事物资；建立秘密交通战线，向陕北红26军和川北红四方面军输送干部、文件资料；贯彻“长期埋伏、稳扎稳打、严守机密、不许暴露”方针，尽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公开合法身份。七年间，西安特科以张汉民部队作为在西安的秘密交通掩护站，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加强和共产国际（莫斯科）间的联系，急需一台功率强大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中央特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超北。王超北在上海于加拿大人开设的亚洲电器公司订购了一台250瓦的大型电台，只身从上海把这台底座足有一米，真空管半尺长的电台安全地送进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见到王超北，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长时间没有松开，王超北也激动地久久说不出话来。王超北在上海还为北方局定购了一台50瓦特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乘火车到天津与北方局派来接站的谢祥荫一同将电台送到北平豆腐巷十七号，转交给北方局组织部长林枫。

1936年春，上海局军委给红26军转送了一部无线电台和一些器材，转送到西安后，王超北利用地下党员在杨虎城绥靖公署军法处工作的有利条件，与西安肖德等同志，以国民党十七路军特务二团的名义领回保管起来。4月，王超北托内兄李郑兴与吴卜亭用大车将电台和器材秘密转移到澄城郭家庄城上其岳父家。一个月后，为确保安全，县委书记张鼎安和吴卜亭等商议，又决定将电台转移到蛾蟒村朱家岨地下党员侯顺娃家。不日，趁深夜人静，张鼎安同其内舅李梁锁、内兄梁安党赶着大车到郭家庄城上，把电台和器材装好，由张鼎安、吴卜亭等人护送到侯顺娃家。麦收后不久，张鼎安又同李梁锁赶着大车将电台和器材从侯顺娃家转到庄头乡柏社村头，在此等候的吴卜亭等人及前来接取人员把电台和器材装上汽车运往陕北。同年5月，聂荣臻同志的爱人张瑞华（化名李洁云）由上海途经天津来澄城，拟赴延安。以教书作掩护在刘家洼小学住了两个月，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共同掩护，由王超北护送到陕北。历经周折，终于完成了任务。

1937年夏，王超北调中共中央驻西安代表处，任八路军总部运输科长，后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总务科长。是年8月13日，日军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疯狂进攻上海，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情况十分危急。此间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对日作战。经过近三个月的进攻，日军先后投入30万兵力，动用飞机300多架，军舰几十艘。中国军队将70多万兵力调往淞沪战场，毙伤日军4万多人，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因上海临海，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日军的舰炮和飞机可充分发挥火力。中国军队奋力坚持近3个月，牺牲的悲壮惨烈在中华民族近代救亡抗敌史上写下了空前的一页。但国民党政府仍以失败告终。11月11日，上海失守。就在上海沦陷之前，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混乱状况，上海地下党组织把散落于民间的由南洋华侨及各界人士捐赠的武器集中起来，以及时运往华北抗日前线，这批军火约500余吨，党派毛泽民同志和王超北同志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赶到上海，去执行抢运任务。他们到上海后，交通断绝，上有敌机轮番轰炸，下有敌炮不断袭击，加之国民党军警的破坏，找不到任何运输工具。汽车司机也不敢开车。如果再过48小时，这批物资就运不出来了。正在紧迫之时，突然听到汽车司机高喊：“号外！号外！快看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号外！”一时群情振奋。超北同志急中生智，向工人群众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说明自己是八路军运输科长，专程为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抢运这批物资的，现在没有汽车，前线八路军急需的物资无法运到，请工人师傅帮忙。话音未落，工人群情更加高涨，由于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对共产党、八路军抗日行动的衷心拥戴，汽车司机和搬运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很快把这些物资抢运出来，经抗日热情颇高的火车站长特许，装上火车安全运抵西安。这趟列车是上海沦陷前最后开出的一次列车，也是替中国共产党运输物资的第一列火车。

1938年，国民党政府首府从南京迁往重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与武汉办事处合并，王超北任总务科长。办事处决心自创自收，保障供给。5月，王超北在汉口火车站申请到10多节车皮，又从武汉及周边粮食市场购进四百多吨大米，两天多时间就运到了西安，前后23天就获利14000多元银币。随后，王超北又在武汉买了一批文具、纸张运到西安，半个月又获利5000多元。12月25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迁往重庆，王超北亦调往重庆办事处，仍负责运输（总务）工作。

1939年7月，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和重庆办事处主任董必武同志派超北去香港采购电台、医药、通讯器材等物资，这些物资基本上都属于禁运品。因此，既要防止日本侵略者截击，又要防止国民党的阻挠。从香港到西安远隔千山万水，加之阴雨连绵，一路上艰辛险恶，可想而知。超北同志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处长廖承志的关心下，在爱国人士的协助下，购买卡车24辆，外加国际红十字会赠送给八路军的一辆救护车，25辆车组成车队，装载一百多部无线电台和配件，及医药器材、药品，约40吨物资。由海外爱国青年驾驶车辆，从香港登上包租的货轮，海上航行至越南海防港，又曲折巧妙、颇有故事性地打通法国驻越领事，顺利通过越南境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四天，又打通国民党海关、特务边卡，进入广西镇南关，再途经桂、黔、川、陕等省，克服了重重困难行程4000多公里，走了小半个中国，历时两个多月，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武汉失陷后，因为国民党积极反共，超北同志被迫脱下军装转入地下工作。1939年秋，中央代表处代表林伯渠和董必武先后谈话，要求王超北在西安组织情报（处）工作。此后的十年间，王超北任西安情报处处长。公开身份是香港灿华公司代表，西安雍懋商行老板，并由宝鸡回到西安雷神庙街五号作寓身之所。在国统区，不但无线电器材管得很严，而且就连空中的无线电波也是被严加管制的，大多电料商行的器材都在军统机关进行登记。有的电料老板本身就是军统特务。一个不相干的人进店买一点点小零件，就会受到特务的跟踪。军统的电讯监察科和胡宗南的侦察机构，都设有侦察台。凡敌人用的电台，其呼号、波长、联络时间，敌方都了若指掌。如果有一个电台的呼号、时间不属敌台范围之内，一旦被敌监听出来，敌人就会全力侦察。就在这种环境下，王超北还是先后在西安建立了许多秘密电台，只有一两个架在秘密地下室和党的秘密机关内部，其余都架在敌人司令部或敌特机关里。从没有停止过和中央通报，这是一个复杂、艰险的工作。超北同志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及时、准确地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关于国民党，特别是胡宗南集团的重要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对保卫党组织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安全，对解放西安和大西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0年9月，周恩来由延安去重庆途经西安。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周恩来和王超北见面并指示工作。另日，周恩来秘密地到雷神庙街5号王超北家。周恩来一行离开西安时，又派随行的赖祖烈两次返回王超北家转告有关事宜，结果让一直监视周恩来的特务尾随到王超北家门口。中统局迅速对雷神庙街5号的主人——王祥初展开调查，很快查明王祥初即是寻捕多年的老共党分子王超北。即着手对王超北进行抓捕。王超北机警地转移了住所，使敌人每次行动都扑了空。

同年冬，王超北在父亲三周年之际，请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一辆卡车，回到澄城老家，把先父埋在地下的18000多银元和2000余两银元宝，还有一麻袋30多包的大烟土挖出，装上汽车运回西安办事处。王超北向中央代表林伯渠表示：“愿全部交给党。”林老说，家里还有继母、孩子、还要生活，不要缴，组织也不收，先放在家里，等以后急需时再说。

1942年正月初，西情处交通科科长、澄城早期共产党员吴卜亭，送情报由延安跋涉返回西情处，已是晚上11点钟，留宿西情处负责人王超北家里。刚睡下，国民党宪兵来查户口，王超北把吴带来的秘密文件收藏好，躲入暗室，由夫人李天筠应付。一开大门，敌人蜂拥而入，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家有几口人？”李天筠镇静地说：“娃他外爷刚到，准备明天去报户口，家里就多了他一个。”敌人满以为这一下可抓住了把柄，端着枪向后房冲去，李天筠抢先走到吴卜亭住的房门前把门一拍，喊道：“大！大！（东府人称父为大）警察查户口来了。”吴卜亭刚一出来，狡猾的敌人持枪逼问：“你从哪里来？”“来干什么”吴卜亭神态自若地说：“我从乡下来。”“我两个外孙好几年没见了，来看看他们。”敌人看问不出结果，便将吴带走，并用毛巾蒙住眼睛，边走边吓唬，吴卜亭毫不理睬，敌人看从吴卜亭嘴里套不出有关共产党的情况。次日清早，便把吴卜亭带到八路军办事处门口，让他把王超北叫出来，以便抓捕。敌人拿着望远镜和照相机，摆好发布新闻的态势，谁知大半天不见人面，方知上了当。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天黑后，吴卜亭化了装，从后门直奔火车站，乘火车离开西安，绕道宝鸡，返回澄城。

王超北为使党的情报“阵地”在西安“安营扎寨”，又谋划出修建隐蔽工作机关（秘密地下室）的设想，林伯渠批准了他的设想和动用家中遗产的打算。这是为了贯彻刘少奇同志“利用社会关系作掩护和争取公开合法而外，最好还能有一所足以保证安全的秘密地下工作室”的指示而设立的。此项工程于1940年冬破土动工，次年就完成了大莲花池街七号院地上地下全部工程。其间，王家巷25号、24号、24号甲修建（复）工程也陆续开工，当年完工。这座西安情报处的机关及秘密地下工作室，经过国民党军统特务、警察上百次严查，用尺量锤击，不曾露出丝毫破绽。

秘密地下工作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掩护作用。每当特务、警察来搜捕，王超北迅速进入地下室，从而获得相对的安全。但却把危险和掩护安全的一切工作丢给了地面上的机关同志。常驻西安情报处机关的李天筠同志就是经过上百次斗争锻炼，而成为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掩护者的代表。每一次特务和警察，都以为可以“功成名就”，均争先恐后地冲入正院、后院和偏院各房间、屋里屋外、楼上楼下乱窜，用皮尺丈量内外墙体，用锤子或脚敲击墙面和地面，一无所获时，便对李天筠同志百般盘问、厉声恫吓，甚至恼羞成怒，跺脚辱骂，并以抓捕、枪杀相威胁。直至最后黔驴技穷，垂头丧气地离去。

解放后，彭德怀司令员曾陪一个苏联军事代表团参观西安情报处机关秘密地下工作室。在工作室内，王超北介绍了西情处如何获取敌情电报，并通过敌方电台传递给我军统帅部的事例。苏军中将团长对彭德怀司令说：“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共产党的秘密电台怎么就能架设在敌人的营垒（司令部）里，公开发送敌方的情报。难以置信的奇迹，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他特别向彭德怀建议说：“苏联有个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是秘密工作地下室，可惜被沙皇破坏了。十月革命胜利后，做成模型陈列于莫斯科列宁博物馆。中国共产党的这所地下室，也应制成模型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彭德怀司令员对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讲：“这个秘密地下工作室，设计构造复杂，修建的很完备，万一被敌特发现，也将是一无所获。要把这个地下室保管好，让青年、学生、工农兵群众来参观，让他们知道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王超北西情处的“交通”分“市外交通”和“市内交通”，还特设秘密交通站——“春生车房”。“市外交通”即由西安到延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东路交通线，由西安乘火车东行至华阴县，渡渭河，经朝邑、澄城、黄龙山石堡、曹店、洛川旧县，过敌人封锁线到鄜县茶坊，进入边区到延安。这条交通线是由西情处交通科长吴卜亭创造的，并由他和朱官义负责“经营”的。下设五个分站，设立于既方便于行走，又避开公路的可靠地方，均以经商作掩护，由诚实可靠、能吃苦的地下工作人员负责。一是朝邑洛河岸边的苍头村，开车马店，由朱官印负责；二是寺前吴家坡村开煤场，由吴卜亭负责；三是澄城县城北关，开设面坊、毡坊，由樊绪才负责；四是澄城县冯原西街，开设粟店，由吴孝乾负责；五是洛川旧县，开设布店，由王春顺负责。若顺利通行，约九天时间可达延安。这个交通线先后护送干部70多人，迄今知道姓名的很少。另一条是北路交通线，大概是由西安乘火车到咸阳，再北行至耀县下车，然后乘车或步行到黄堡镇，交通先经铜川的王堵、老池进入边区的前沿镇柳林，再直达陕西省委驻地马栏，也就到了延安中央情报处的接待站。先后有李庚申、梅永和、雷兴北等同志负责执行任务。“市内交通”，负责西情处机关和情报员、秘密电台以及和关系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系工作。先由梅永和、秦治安负责，后期由沈仲谋、秦治安负责。“春生车房”由梅永和负责，李雪吟协助，主要是接待、掩护、秘密前往延安的干部、青年和学生。

1944年，王超北为了拓宽西情处的情报工作和联络、交通工作，在莲湖公园内设“奇园茶社”（实为西情处秘密联络站），外由王释奇出面筹办，内由梅永和主持“业务”。茶社开张那天，地下党组织特意拟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奇乎不奇，不奇又奇”，下联是“园耶是园，是园非园”。横额是“望梅止渴”。意思是：凡由延安或外地来这里的秘密交通，只要见到梅永和同志，就可以和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解决所需解决的问题；西安当地的进步人士，只要到茶社见到梅永和同志，就可以看到地下党组织印发的新华社新闻、广播、简报，了解全国革命发展形势，解除精神生活上的大渴。“奇园茶社”联络站和西情处在盐务总局的电台被敌破获，梅永和同志被捕，“业务”即停，但不久，西情处在宋家巷6号又建立了新站，由沈仲谋同志负责。王超北在后来回忆奇园茶社工作情况时深情地说：那真是品着甘饮莲湖畔，醉翁之意不在酒。

1944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超北同志向党中央提供了不少关于胡宗南集团及西北战场的战略部署的重要情报。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3月，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同志率领西北解放军发起宜川战役，接着又进行西府战役和荔北战役。在这些战役中，超北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关于胡宗南部军事、政治的重要情报，对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曾多次表扬他和西情处的工作。中央来电嘉奖：“最近你处所来军情颇有价值。”“在艰苦的环境下，你们坚持了工作，同中央保持了电台的联络。最近以来，军事情报质量很好，对我们了解敌情有帮助。”“收集敌情准确可靠、迅速及时，对党有贡献，对战场上的胜负起了积极作用。”……

1947年7月，我军大举反攻，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太岳兵团飞渡黄河，陈粟野战军也大举进攻，蒋介石的统治摇摇欲坠。194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意图“撤退东北，确保华中”，但尚举棋不定。党中央几次要超北同志了解南京军事会议内容，以便做出同蒋介石进行大兵团战略决战的决策，发起三大战役。超北同志经过多方努力，把这个战略情报搞到手，及时报告了党中央。令人惊愕的是当时的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因与蒋介石意见相左，未能参加八月的南京军事会议，也不知道蒋介石的这一重要战略意图。

搜集国民党统治者的各类情报，及时汇报党中央，是西情处的重要工作，王超北发展了十多名同志，利用合法身份为掩护，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如：

肖德同志，公开身份为国民党军统局陕站侦缉处长；郭庆祥同志，公开身份为国民党西安市警察总局侦缉处长和西安警备司令部稽查员；任致中同志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员；陈子敬同志为国民党中统局陕西调查统计室成员，后任国民党同官县党部书记；马之江同志为陕西省中国银行人员；赵和民同志为国民党陕西银行专员；贺修之同志为国民党军政部西北军需局人员；薛同光同志在陕西省邮政局；吴焕然同志在国民党南京组织部；王克平同志在国民党中统局陕西调查统计室。

把获取的情况使用电台汇报联络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王超北领导西情处先后架设电台八处。“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公馆（止园）被西北行营主任熊斌作为住所，王超北在止园后花园设立了第一部电台，工作了近半年时间。又在大莲花池街七号后院暗室设立第二部电台，工作了一年，均由杨家德任台长，王超北自任电台译员。第三部电台建立在陕西保安司令部第一无线队电台上，1943年春，新任陕西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祝绍周要成立五个无线电工作队，王超北托人找到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徐经济，拜托徐为自己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找工作，并且务必给留一个队长的位子。因无线电工作队是纯技术性工作，并不是什么肥差，徐经济满口答应。王超北便安排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雷光斗去无线电一队，把秘密电台架到敌人司令部里，安全工作四年之久。第四部电台建立在国民政府晋陕豫盐务总局的电台上，因机器功率大，且距敌侦察台较近，遭敌破坏，电台台长胡家兆同志、机要科长王释奇同志、保卫科长梅永和同志相继被捕，惨遭酷刑，他们坚贞不屈，严守西情处机密，保证了组织安全。使国民党当局始终没有弄清这部电台的性质。胡家兆、梅永和同志光荣牺牲。第五部电台建立在距西安五十多华里之外的咸阳专员公署无线电队的电台上，后因距西安较远，工作不便，且安全保卫工作也有疏漏，便撤销了。这部电台与第三部电台台长均为雷光斗同志。第六部电台建立在西安城里陕西省防空司令部的电台上，因被军统局电讯监察科发觉，立即撤出。第七部电台建立在西情处副处长李茂堂住所东柳巷一号后院的楼上，一天，忽然接到警报，西情处机关人员及电台迅速撤离。第八部电台由担任六、七、八三部电台台长的师兆华同志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建立在陕西省电政管理局，在革命公园内架设二百五十瓦的国际大型发射机，与党中央联络直到西安解放。

西情处在十年内向党中央发出密电1964件，28万多字；向党中央送出敌人军事情报资料数本，都从未丢失过一个字，从未出现过一件差错。毛主席很重视超北同志提供的情报，曾对在身边工作的叶子龙说：“庞智（当时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1952年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在一次会上说：“超北同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的一个师。”

王超北西情处十年间除情报工作外，还为党做了不少其他方面的工作。在西安办事处周子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国共产党一方参谋长薛子正、任士舜参加的国、共、美三方军调处小组会议期间，因此时西安“八办”的电台已被国民党查没，西情处的电台及乔装为国民党空军军官的王超北，成了党中央和军调小组的唯一联络；在“八办”遭遇国民党的围困而发生工作、生活困难及医疗困难时，王超北及时予以支援，缓解了“八办”的困难；他在国民党特务公开实施谋杀之际，帮助掩护进步民主人士，保护《秦工日报》主编李子健躲住进王超北家，安排《秦工日报》总编耿坚白避去临潼胡李村李林初家；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控制民盟西北总支委主任杜斌丞家居的情况下，他跨入杜斌丞隔壁严佑民家大门，从两家院内的侧门进入杜老屋内，力劝先生暂避，还可帮助北上延安。而杜老对国民党的威吓不屑一顾，临危不惧，后不幸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在故乡筹办渭北煤炭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准备为党的活动提供经费，为澄城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安解放前夕，王超北直接做好市长王友直的工作，保护了市政档案。同时成立了西安民众自卫大队并任总指挥，和闵继骞一起指挥西安民众自卫武装，配合西北野战军为和平解放西安免遭破坏做出了贡献；缴获国民党中统在陕西组织的5000多人员卡片，为解放后西安的镇反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9年5月20日，西情处喜迎西北野战军解放西安。即日，王超北赴机场迎接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前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王超北接中央电示，西情处工作转由中央西北局领导。

5月25日，王超北在六军军部“止园”拜见西北军区司令贺龙、政委习仲勋。9月，西北局任命王超北为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西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同时西北局根据中央指示，成立西北情报委员会，任命王超北兼任中共西安市委委员、社会部副部长。王超北以极大的热忱为建设和维护西安社会治安而忘我工作。

1950年5月，王超北在北京参加全国公安会议。会前拜见了老领导李克农同志并汇报了西安情报处十年情报工作，因糖尿病复发，入院治疗。次年，王超北坚持带病在中央党校学习。

1952年，王超北参加“三反”“五反”运动，被“审查”有贪污行为。王超北斩钉截铁地说：“王超北没有贪污党的任何钱！”拒绝在结论书上签字。复查组同志通过实事求是地认证和反复调查研究，最终认定王超北“没有贪污，只有一些‘公私不分’的问题”。同年6月25日，军委联络部召开全体干部大会，由刘少文部长正式宣布，撤销对王超北同志的原判和结论，特予平反，并向王超北同志道歉。

国家安全部（调查部）公示说：

“三反”期间，上级党组织对西安情报处地下时期的经费开支情况进行了清查，对王超北个人经手的经济收入、开支、借款和其家庭经济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了解，经反复核查，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军委联络部党委为王超北同志三反问题作了没有贪污的复查结论。

王超北同志在西安解放前夕，在中央拨款未到、经费发生困难时的借款，解放后按当时的惯例，折合黄金、银元或实物，一一如数归还。

据调查，西情处工作人员，在地下工作时期，除打入敌营的个别同志外，一般同志的生活都是清苦的，王超北同志也不例外，他在多年的地下斗争中，在经费发生困难时，除向亲友告借外，还把他先人的遗产两万多白洋用在革命工作中。一九三八年他父亲死后，除给他留下澄城县的房产及两处煤矿股金等不动产外，还留下一笔可观的浮财和底财，主要有：白洋约一万数千元，银块近两千至三千白洋。这些遗产及其用途，他本人在‘三反’期间都有详细的记述，四十年代初购买了西安大莲花池街七号和王家巷二十四号、二十五号等房产，后作为西情处的机关驻地。此外，一九四五年前在七号及王家巷房内还修筑了结构复杂有几个出入口的秘密地下室，建立了交通站等。解放后王超北同志将西安的几处房产除留少数自住外，连同其它私产均一律交公。”

实际在西安解放后，王超北把个人在西安的四座房院和白水煤矿股份捐给政府，又把早先修建房院剩余的遗产白银捐给“抗美援朝”购买飞机、交纳党费；把原籍澄城县呼家庄两院庄基、窑洞，土地十七亩，碾打场一块及县城北关庄基一院、窑洞两孔，厦房十三间、二十亩土地和半个长润煤矿（十六股中的八份）股份、铜钱数百斤等全部捐给人民政府以及帮助故乡建小学、建中学图书馆。

1953年6月，超北同志被调往北京和宋秋潭同志共同筹建中国国际旅行社。1954年4月15日，旅行社成立。王超北任副总经理。1956年8月，王超北担任对外贸易部五金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为祖国生产建设、国内“大跃进”，购进急需的几百万吨黑色有色金属材料，且都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购进，为国家节约了外汇。冲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受到了外贸部部长叶季壮的赞扬。

1962年，超北同志在周恩来、习仲勋同志和许多老战友的鼓励下，写了一篇回忆前西安情报处与胡宗南集团作斗争的文章——《古城斗胡骑》，发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刊物《红旗飘飘》上。当时窃取中央要职的阴谋家康生，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竟诬陷超北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1962年9月20日下午，王超北同志被捕入狱。一夜之间，革命功臣沦为阶下囚。“文革”中，“四人帮”、康生之流进一步罗织罪名，诬陷他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致使年过花甲的王超北，冤狱十七载。

王超北在十多年牢狱生涯中，被审讯400多次，期间他无数次辩白、申诉、上书，虽遭受残酷迫害，但他对党、对革命、对社会主义从未失去信心。1964年在他被捕后写的第一封家信里，首先谈到的是对国家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比兴奋的心情。他说：“我完全忘记了个人的一时苦恼，我没有失去信心，没有气馁。我要把余年献给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哪怕拾粪、卖菜也愿意。”其次谈到对妻子儿女的革命期望和自己的学习计划，唯独没有说到个人的不幸。

1975年5月30日，王超北被解送到江西省波阳县珠湖山的珠湖劳改农场。他断然拒绝在一份只有“罪名”、没有写出一件“罪证”，只有正文、没有署机关名称，更没有机关印鉴的“结论书”上签字。他满怀豪情地题诗一首，《珠湖农场口占》：“虎口余生敢交锋，天留铁汉斗康生。流放南国不觉老，引颈北望迎春风。”6月22日，王超北开始写《关于第七次揭露康生反革命集团篡改毛主席的锄奸政策、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罪行的控诉书》。7月1日，《控诉书》交珠湖农场党委转送江西省委江渭清书记转呈毛主席、周、邓副主席并华国锋副总理。在北京狱中时，王超北已六次向中央写过揭发申诉材料，第四次、第五次写的材料被军管专案组在法庭上烧毁。此后，他接连十二次向中央呈上申诉书。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胡耀邦、邓小平的力主下，才真正拨开了笼罩在全国人民头上的乌云。1979年4月9日，王超北16年又202天的冤狱生活结束，待复查冤案。是年9月29日，复查结论肯定了王超北是革命的，恢复了其党籍及政治名誉。在平反大会上，王超北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今天正式宣布为我平反，推翻康生之流强加给我的污蔑不实之词，我万分激动。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使我挺过来了，我终于回到同志们中间，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美好的未来，我要将自己的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后，他担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顾问（副部级）。1980年，由于遭受长期牢狱生活的折磨和过度工作的劳累，王超北同志突患脑血栓，虽身体每况愈下，但革命意志不衰。他诗中写道：“冤狱廿载气犹豪，革命恨无杀人刀。他日若得龙泉剑，敢与天帝战三遭。”

1985年10月1日2时，王超北在京病故。中共中央发了悼词，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原对外贸易部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顾问（副部长级待遇）王超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凌晨二时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王超北同志一九二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肤施）特别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长期从事对敌隐蔽斗争和交通运输工作，对我军克服装备的极度困难、配合革命战争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初期，王超北到上海、香港等地接运国外援助并购买我军急需的大批重要物资。王超北同志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6年，王超北同志在西安继续坚持对敌隐蔽斗争。广泛运用各种力量，把工作深入到敌人内部的要害部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央直属的西安情报处，王超北同志担任处长。在极端艰险的环境和敌人的眼皮底下，他建成了有多条通道秘密的地下工作室，设立了秘密电台，开辟了从西安到陕北的秘密交通线，同中央保持电台联络直至西安解放。在此期间，他向中央迅速准确地提供和传递了大量质量很高的军政重要战略情报。在保护组织、营救被捕同志、策反及帮助我驻西安办事处撤退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解放大西北，维护西安社会治安和保护文化古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多次表扬和西北局的好评。一九五六年王超北同志担任了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他多次率领出国小组到西欧进行订货谈判。特别是一九五八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急需钢材，王超北同志率订货小组去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帝国主义进行封锁禁运和垄断限价的情况下，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完成了购买钢材任务，受到叶季壮部长的表扬。一九六二年王超北同志受到康生的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横遭指控，被冤狱达十七年之久。在关押和流放期间，他一直忠心耿耿，坚信党的事业。面对康生的淫威，据理书写了大量控诉揭发材料，与康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王超北同志是我党一位长期从事地下艰苦工作的老同志，是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忍辱负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王超北同志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对敌斗争，机智勇敢，有胆有识，善于应付各种复杂的环境，他为人正直，不畏艰险，经受了严峻考验，对革命矢志不渝。他工作认真细致，不怕困难，廉洁奉公，待人热情，勤奋好学，生活俭朴。王超北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忠诚战士，使党的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失去了一位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同志，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开拓，积极改革，为把我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