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国玺 男，汉族，1933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潼关县安乐镇东马吉大队郭家城村人。
1949年6月参加工作，先后在潼关、华阴、泾阳和渭南地区、澄城县百货公司工作。后担任业善公社社长、县拖拉机站革委会副主任、县农机局局长、县农牧局局长等职。曾代表渭南地区百货分公司参加了商业部召开的全国财产管理职工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并合影留念。
1980年在中共澄城县第八次党代会上选为县委委员。1983年11月至1984年9月任中共澄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84年9月起，先后担任澄城县第十届、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4年3月离休，同年6月2日至2013年12月27日，担任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期间曾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被授予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双十佳”工作者以及渭南市关心下一代工作“特殊贡献奖”、“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奉献农机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始终把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上世纪50年代后期， 毛主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并设想用5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到198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从1966年至1978年，国务院共召开了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国家将支农资金主要用于农业机械化，财政投入合计约90亿元，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农机管理、科研鉴定、技术推广、教育培训、销售维修和使用服务体系，奠定了我国农机工业的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澄城县农业机械化从1958年8月在庄头建立拖拉机站开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经变化，不断发展。1969年9月，在经过多次合并、变更、改名的基础上，成立了澄城县农业机械管理站革命委员会。1973年10月，恢复县农业机械管理局。
陪同时任县长严润锁同志夏田观摩
我是1969年11月到农机局工作，当时，我被任命为澄城县农业机械管理站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刚到农机系统时，农机局受“文革”影响，在内部还分为两派，促联和革联，不断进行斗争，虽火药味很浓，但并未产生真正的武斗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上世纪60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全县持续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按照县上的要求，要利用三年时间，把所有土地轮翻一次，加厚活土层，提高抗旱能力，深翻标准标准由一尺达到一尺二。1971年，全县17个公社都建立了社办拖拉机站，由原来的6个国营机耕队充实到17个社办机耕队，并保留了国营醍醐机耕队，更名为醍醐直属队。拖拉机数量大增，装备水平也有所提高。全县共47台拖拉机（有东方红54型、东方红40型、铁牛50型等各种型号），1台报废，剩余46台全部深入田间地头，早出晚归，抓质量，赶进度，争先进，大搞深翻土地运动，大大节省了人力、畜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出现了万亩机车，即一台拖拉机年耕土地上万亩。韦庄机耕队荣获县上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在深翻土地中，由于机械化作业，深浅难免会出现不一致，尤其是地踅头（田地两头）更难处理。面对这种情况，有些群众就不满意，并编了一首打油诗来调侃拖拉机犁地：“拖拉机，不要脸，中间深，两头浅，丢下踅头没人管。”到1980年农村责任制前，我县已有17个社办农机站，135个村机站，占村总数的52.1%。拥有大、中型拖拉机278台，配套农具416台（套），配套比为1:1.49，小拖657台，7776马力；农具598台（套），配套比为1:0.91，每马力平均担负耕地39.4亩。
从50年代开始，国家逐渐在有条件的社、队成立了农机站，政府按计划配置了各种农机具，支持群众性农具改革。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求，1973年10月，我县成立了农具研究所。当时，农具研究所一无图纸，二无设备，三无样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依然研究出了许多适合群众生产的农具，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并多次得到县委、县政府表彰。1978年，获县科学大会三等奖。1979年，获县政府支援农业先进单位。由我们设计、实验、改制的东方红75/54液压单、双缸推土铲，由县农机修造厂生产45台，在全县推广使用。同时设计试验制造成功了筑埂机、平犁沟机、挖坑机、玉米棉花点播机、挖红薯机、液压悬挂振动钉齿耙等样机。其中，推土铲、挖坑机参加全省农机推广表演，周边兄弟县市专程上门求艺，索求样本。在研究推土铲时，由于没有任何参考和参照的东西，也没有压力机，我们的技术人员只能在2米多长、1.2米宽、6公分厚的大铁板上，用笔画成一条条5厘米长的直线，然后拿大铁锤一点一点地砸。在砸的过程中，害怕变型，又不能放在硬地上，只能在虚地上，拿捏好力度，靠体力一点点完成。推土铲试制成功以后，全县两大水利工程，石堡川水库和抽黄灌区以及西韩铁路建设，推土、压坝、回填等活路，都少不了推土铲的功劳。蓝田县向我们学习技术，索求样本。
随着农机数量的增加，驾驶员和修理员的培训逐渐被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1972年，原国营拖拉机站修理组扩建为县农业机械修造厂，农机培训班更名为农业机械化学校。所有机手上车前都要接受1-3个月的驾驶技术和修理技术短期培训。同时，我们并多次在全系统开展“机务管理标准化”、“保养升级赛”等竞赛活动，提高机具完好率。从1969年到1981年，参加培训班的机手有2500余人次。通过专业培训，机手的业务技能大大提高，基本做到了“小修不出站、大修不出县”。杨实生（后调任市农机管理站任副站长，高级工程师）、吴念祖（高级工程师）、单志敏（到调任韩城县某公社任社长）等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业务骨干，在机械维修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例如有一次，一台大型拖拉机发动机缸筒串水，机器无法正常工作，好几个维修人员检查不出问题，后来便去请教杨实生。杨实生来了以后，经过认真检查，发现是缸盖上的螺丝没有拧紧，螺丝拧紧以后，问题很快地就得到了解决。在他们的带领下，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1974年，农机修造厂成功制造出了技术难度大、质量要求高的推土机液压油缸，次年投入批量生产，成为省东唯一的液压元件生产厂，产品远销新疆等地。1976年，引进和生产了大中型拖拉机8系不拆卸检查仪和治漏工具，省农机局在我县召开了全省农机系统推广现场会。1978年，推广和应用了柴油净化、卫生纸机油过滤、引气节油、柴油预温等10项农机新技术，节约机油92.4吨，折合经济效益15.7万元。
当时，农机修造厂实行平战结合，即平时搞生产，战时造武器。一次县革委会分配给农机局一项战备任务，要求在短时间内制造出一支半自动步枪和一门迫击炮。可修理厂设备简陋，以前又没有制造过。我局在武装部叶参谋的协助下，只能将枪样和炮样拆成部件，分配给各小组，让各小组根据部件制图制造。当时最难的就是半自动步枪的枪管，因为枪管里有来复线，制作起来难度较大。另外就是撞针和弹簧，它们的硬度和韧性都要求很高，否则就容易折断。经过一个星期紧锣密鼓的奋战，各小组制作的部件都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大部分部件是手工所作，精度就没有那么精密，和样件比起来，还有不少差距。此时，有些同志就没了信心，认为我们既是外行，又无设备，巧姑娘难为无米之炊。眼看离地区展演再有三天时间，看到同志们泄气的表情，局里也比较着急，认为若不及时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势必会对工作造成影响。于是当机立断，要求参战人员马上停下各自的活路，随即围绕造枪造炮召开了一个现场会，学习了毛主席有关战备的重要指示，并再次重申了县革委会制造枪炮的战略意义，为同志们鼓劲打气。在局领导的积极带领和精神鼓舞下，参战人员群策群力，团结一心，大战三昼夜，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攻克了道道难关，成功制造了半自动步枪，试制出了80炮和60炮。造炮中，由于没有引芯，只能用雷管和导火索自制引芯，形状和大炮引芯一样，但内部构造不一样，导致膛压不够，只能靠引燃雷管的冲击力把炮弹推入空中，在半空爆炸。后来县武装部长吴孝乾带领我们去参加省、地区的展演比赛，用教练弹（不装炸药）代替炮弹，成功发射，受到省、地区领导的一致好评。
在制造迫击炮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迫击炮制造成功，我带领小组人员在县西河进行试射，炮弹入膛以后，膛压不够，炮弹在炮膛内爆炸。当时负责填弹的是我局一个政工干部，叫雷天顺。庆幸的是雷天顺在部队当过炮兵，懂得一些知识要领，填弹后急速后退倒地，藏进掩体，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爆炸发生时，我就站在雷天顺的后面，四周烟雾弥漫，我不知情况如何，一边大喊天顺的名字，一边向前去拉天顺。等烟雾消散，天顺满脸是黑从地上爬了起来。我问伤着了没有，天顺说没有，并滑稽地向我吐了下舌头。等大家回过神过去再看迫击炮时，发现炮管已经被炸了一个大洞。虽然说此次试射有惊无险，但大家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