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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尚谦:我熟悉的澄城四位县委书记

 秦尚谦  1937年4月出生 ,韦庄镇秦家坡村人。1951年10月参加工作,195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县关工委秘书长等职。1980年在中共澄城县第八次党代会上选为县委委员。曾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乡镇企业局长”荣誉称号,被评为全省争创“五好关工委”活动先进工作者、全市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1997年退休。

著有个人回忆录《感悟平凡》。主持和参与编辑了《澄城风情》(上、下册)《古徵春晖》《教子成才》《情系下一代》《光耀古徵》《牢记历史 开创未来》等书,并有多篇文章在《大公报》《中国火炬》《陕西日报》等报刊发表。

  

我熟悉的澄城四位县委书记

 

1965年我被调到县委财贸部工作后,在县委工作了19年,其中担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2年。在此前后,我认识了路玺琪、张宏图、孙天锡、张盘铭等四位县委书记。岁月流逝,四位领导都已作古,我对他们的了解虽是一鳞半爪,很不全面,但他们立党为公、一心为民的感人事迹,不时浮现在眼前,使我永难忘怀。

 

耿直勤政路玺琪

 

1961年9月,路玺琪同志由陕西省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调任中共澄城县委书记。当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物质极缺,群众生活很苦。1962年元月的一天晚上,省委召开电话会议,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参加。在这次会议上,省委副书记赵守一在讲话中强调说:“今天是礼拜天,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省委是不会召开电话会议的。棉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我省各级一把手一定要把棉花收购工作抓到手上,不能掉以轻心。”

这次电话会议后,路书记准备第二天去我县棉花重点产区醍醐、寺前公社检查棉花收购工作。当时我任县供销联社秘书人事股股长,临时抽调到县粮棉油收购办公室写材料,便跟路书记一起下乡。当时下乡都是骑自行车,这次由于任务紧,骑自行车很不方便,恰在这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李克农的女儿、省长李启明的爱人、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宁来澄检查工作。路书记和李副厅长联系,请她在县上暂住两天,便借了她来澄时坐的嘎斯69吉普车,和我一起去了沟南几个公社。

第一天在醍醐公社跑了几个大队,回到公社已是晚上9点。鉴于棉花收购任务艰巨,要求很急,路书记让公社通知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连夜到公社开会,会议结束已是凌晨5点。第二天到寺前公社跑了几个大队,晚上与西观村干部座谈。午夜1点,路书记由老支书韩永兴陪同,和我一起去该村6个生产队了解牲口饲养情况并与饲养员交谈。回到住宿处已是凌晨4点。我刚合衣躺下不久,路书记把我和司机叫醒又出发了。第三天在寺前公社社长侯甲祥的陪同下,去韩家洼、郑家洼、梁家洼三个大队检查棉花交售。晚上10点回到公社后,路书记让我写两个材料:一个是当前农村到底有没有棉花;一个是寺前公社“三洼”(韩家洼、郑家洼、梁家洼)大队棉花交售的经验。好在这两个材料都不长,每篇约两千多字,天明写好誊清后送路书记审阅。路书记看后,说材料写的还不错,只改了几个字。这天中午,地委副书记时谦去合阳县检查棉花收购工作,顺路约路书记在韦庄公社碰头。路书记汇报了全县以及三天来在醍醐、寺前两个公社检查棉花收购工作的情况,并把我写的那两篇材料交给时谦副书记。此后这两篇材料在渭南地委的简报上刊登。这次跟路书记下乡,是我工作47年来最为紧张忙碌的三天三夜。那时我正值青年,精力旺盛,而路书记已年逾不惑,他那不知疲倦、勤奋敬业的精神,言传身教的作风,令人钦佩。

牲口是农业社的半个家当。1962年,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路书记在全县有名的落后队雷家洼公社城墙头大队蹲点时,看见生产队的牲口乏瘦不堪,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他在饲养室住了五个晚上,和饲养员促膝谈心。县委书记住饲养室,这在当时来说,实属罕见。

1963年元月下旬,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扩大到生产队一级,参会人员2500多人。这次会议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整顿党员干部队伍,横扫资产阶级思想。对干部队伍中贪污多占、投机倒把、侵占集体经济等严重问题进行了处理,在五十年前就敲响了反对腐败的警钟,使广大干部深受教育。

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素质,路书记抓了毛主席著作学习。1963年8月的一天上午,路书记在西关会议室作学习《实践论》的辅导报告。他没有讲稿,只拿了一本《毛泽东选集》,作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报告。他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同志们听得津津有味,十分过瘾。


1964年1月23日,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渭南地委书记刘邦显的陪同下来澄视察。县上接到通知不到一个钟头,刘澜涛一行就到了县上,一下车进了会议室等待汇报。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根本没有时间准备汇报材料。好在路书记对澄城的基本情况,当前抓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干部队伍、改造农村落后队、水土保持和椽帮埝等工作,成竹在胸,了如指掌。他的汇报思路清晰,有条不紊,有骨头有肉。当刘澜涛插话问到有关工作时,也能滔滔不绝,对答如流。刘澜涛不时点头,表示赞许。会后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整理了一份详实精彩的座谈纪要。开完会后,县上参加汇报会的同志说,路书记的汇报从容大度,不亢不卑,无拘无束,很有水平。

    1966年1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带领中央抗旱工作小组,在西北局和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澄城检查工作。路书记已于1964年9月调离澄城担任神木县委书记。这时,他的家属还在澄城工作,春节前他回澄探亲。那天早晨,路书记还未起床,余秋里喊着他的名字,推门而入。路书记听到是老政委余秋里来了时,急忙披衣坐起。余秋里也不客气,脱鞋上炕,拥被而坐,两人互诉久别之情。上世纪四十年代,余秋里任358旅政委时,路玺琪在8团政治处工作,和余秋里比较熟悉。分别近二十年,两位战友从南泥湾大生产,说到保卫延安;从壶梯山战斗,说到解放大西北;从大庆油田会战,说到澄城的水土保持和椽帮埝。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还去了一趟壶梯山,凭吊当年的战斗遗址。余秋里对路玺琪提到的澄城大搞椽帮埝很感兴趣。他在县上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澄城的椽帮埝工程。在阿銮寨的田间地头,余秋里用手摸了木椽在新土上留下的清晰印痕后感慨不已:“这是用多少时日,花费多少劳力,流多少汗水才能完成的工程!这里的领导真能干,这里的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很足。”余秋里对澄城的椽帮埝留下了极好印象。

路玺琪同志1988年6月前任咸阳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1989年2月与世长辞。我曾去咸阳参加市政协为他举行的追悼会。在殡仪馆大厅门外,贴了一张原省戏曲研究院院长、著名戏剧作家、我县交道镇黄家村人黄俊耀写的一首悼念诗《悼玺琪》。1938年,黄俊耀与路玺琪共同进入泾阳“青训班”学习,共同奔向胜地延安参加革命,是同学又是战友。黄俊耀先生这首诗我曾誊写在笔记本上,现抄录于后:

 

阴云滚滚压古都,痛悼战友哭玺琪。

人民失去英烈子,终生奋斗志不移。

大雪飘飘少春意,寒风簌簌哀声泣。

当年知心为窗友,西安事变举义旗。

一身英骨并浩气,不与邪恶把头低。

老战友,老兄弟,但愿英魂没远离。

为了理想和主义,流血流汗出尽力。

万没想到你先去,几句难表你功绩。

未尽之话何时叙,白云悠悠杜鹃啼。

黄龙山下有黄土,黄土里边少忠骨。

我党失去好儿子,人民失去好公仆。

多少事情还未做,多少智慧未奔飞。

多少知心事和语,秦山渭水无尽期。

今日含泪永别你,九泉之下且安息。

 

 

有胆有识张宏图

 

1971年2月到1973年12月,张宏图同志在澄城县工作了两年零十一个月。这位新中国成立后澄城县的第七任县委书记,以他那过人的胆识,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卓有成效的政绩,受到人们的爱戴。

 

 

处处为群众着想

 

1972年春季,按照地委要求,澄城县应向石堡川水库工程上劳2.8万人。时间过去了半个多月,全县上劳还不足4000人。这时,地委一名领导干部奉命专程来澄城解决水利上劳一事。那天晚上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从8点开到凌晨2点,意见一直不能统一。张宏图在会上说:“目前正是春耕大忙时节,麦田管理,棉、早秋田备耕,工作量大。抓好春耕生产,贵在不失时机。鉴于石堡川水库今年‘六一’不可能通水,为了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除保证水利基础重点工程有足够的劳力外,其他工程暂不上劳,放在春播后和秋收后大搞。这样,保证把百分之七十的劳力摆到春耕生产第一线。”

这位地委领导很不满意地说:“老张,遇事三思而后行才好。你还是这么固执己见,没有转圜的余地,回到地区以后,我就不好替你们说话了。再说,去年你们澄城县的公购粮少交了六百多万斤,拖了地区的腿,弄得我们很被动。老这样下去,恐怕地区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张宏图知道“不会袖手旁观”的含意。过去农民吃够了高征购的苦头。前多年,县上每年都超额完成公购粮任务,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但是到了冬季和来年春天,群众生活困难,又伸手向国家要返销粮五六百万斤。在粮食征购问题上,“文革”前党中央就明确指示,要求做到“既购不销,既销不购”。怎样理解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为什么贯彻中央这一政策就这样困难?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他百思不得其解。这次水利上劳多少,关系到当前生产,关系到夺取第一料庄稼丰收,关系到群众的吃饭问题。为了表露心迹,这件事必须越级向省委反映。那天晚上3点,他走到办公桌前,拧亮台灯,铺开稿纸,如鲠在喉,一吐为快。黎明时分,张宏图给省委写的3000字的长信已杀青定稿。这封信发走才十多天,省委以正式文件批转了他的来信。不几天,《陕西日报》以《领导走上第一线,劳力摆到第一线》为题,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他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这样,一场水利上劳风波,方告平息。

在接踵而来的文件、报纸面前,张宏图毫无得意之色。他觉得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们所做的一切应当向人民负责。省委支持的不仅是他个人,而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是正气,从而更加坚定了做好工作的信心。

 

用好党的财富

 

从踏上澄城这片古老的土地后,张宏图经常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干部是党的财富,怎样把县、社两级干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然后依靠这批骨干力量,去组织、影响广大基层干部,带领全县25万人民,齐心协力,把经济搞上去。

1972年春节刚过,县委召开县、社两级干部会议。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会议一开始,县上没有做长篇大论的报告,而是由县委领导,带着来自全县各条战线上的600多名干部,冒着渭北高原春寒料峭的西北风,排着整齐的队伍,步行来到距县城5华里的革命烈士陵园,对干部进行了一次极为生动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张宏图最后说:“为了解放澄城这片土地,烈士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要继承革命烈士的遗志,更加勤奋努力地工作,把澄城建设好,让全县人民过上舒心的好日子。”

“文革”期间,澄城县有20名县社领导干部贴大字报,发表了一个“声明”,被定为“资本主义复辟事件”,《陕西日报》连发三篇评论,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张宏图多次找了解情况的同志谈心,终于弄清了“声明”的来龙去脉。他认为,这个“声明”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属于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经过和上级通气,县委常委会研究,释放了从监狱关押的3名干部,把11名干部安排在部局领导干部的岗位,发挥了这些同志的智慧和才能。

1969年,原西北局和省委机关一批干部下放到澄城县插队劳动。这些干部中,有的被指斥为“走资派”“黑秘书”“黑笔杆子”等等,不一而足。张宏图下乡时,主动上门和这些同志谈心、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存在的具体困难。他觉得,过去能在西北局和省委机关工作的干部,都是挑了再挑,选了再选,好些干部是有真才实学的,不能把人才束之高阁。后来经过县委常委会研究,从下放插队的干部中,给县级单位调进来33名干部,其中给17名干部安排了部、局、公社领导职务。这种大胆做法,使当时省上一些派性严重的人感到震惊和恼怒,有人甚至诬蔑澄城县委是藏污纳垢的黑窝子。听到这些传闻,张宏图神色自若,一笑置之。

 

赞声来自批评

 

民心是杆称。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如果为人民办了几件实事,留下了令人怀念的政绩,人民一定会发自内心,说几句溢美之词,自己也不会有人走茶凉之感。如果在任多年,碌碌无为,贪墨敛财,不管在职还是离任,听到的只会是一片怨声和骂声。

一个集日的下午,张宏图坐班车刚从地区开会回来,当他步行回县委时,随着街道上冒雨拥挤的人群行走,一步挪不出5寸。走到端正街糖业门市部门口时,由于坡斜路滑,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一不小心,滑倒在地,弄得一身泥巴,摔得直哭。这时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看见后,把女孩扶了起来,生气地大喊:“不知谁当县长哩,连街道都不修。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回到县委以后,他久久地思索着刚才发生的一切。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当处处替人民着想。自己调到澄城县一年多了,街道坑坑洼洼,搓板似的,早该扩建。那位农民素不相识, 他那忠言逆耳的批评,虽说尖锐,也带点挖苦,但毫无恶意,应当诚恳接受,认真考虑。1972年冬季,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扩建县城街道。这次扩建规划为,东西、南北两条正街,路面宽12米,总长5华里。县委扩建街道的决定,极大地鼓舞了城区的干部和群众。许多单位、居民、农民,识大体,顾大局,需要搬迁的,在很短时间搬迁完毕。县委召开驻澄单位领导座谈会,共商扩建街道大计。驻澄部队表示,在人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修街道需要多少人就上多少人。澄合矿务局慷慨解囊,拿出40多万元修街道。机关、单位和企业的干部职工,积极参加挖土、运土等义务劳动。经过三个多月的奋战,一条崭新的、初具规模的街道,展现在澄城人民的面前。

张宏图同志把他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党和人民。他那“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精神,胸怀坦荡,肝胆照人的品德,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永远珍藏在人们心中。张宏图于1983年担任陕西省农业厅副厅长期间因病去世,我去西安参加了省农业厅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为了表达对他的钦敬之情,回到县上写了一首诗,现抄录于后:

乱云飞渡来澄城,正气凛然处事公。

兴水会战石堡川,县城拓宽正街平。

公仆心系民间苦,刚正不阿顶逆风。

英年未酬宏图志,敢问苍天公不公?

 

 

敬业实干孙天锡

 

1974年1月,孙天锡同志从大荔县调澄城县任县委书记。春节过后,县上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这时,下了一场多年难得的春雨,参加会议的干部喜形于色,增加了夺取第一料庄稼丰收的信心。

在这次会上,孙天锡同志高度赞扬了县委前任领导班子的工作。他谦虚地说,自己初来乍到,对全县的工作不甚了解,只是按照县委常委会讨论的意见作了安排,希望会后结合当地实际,抓好落实。

三干会结束后,怎样抓好全县的工作,是他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时他想起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焦裕禄来到兰考县后,学习群众的实践,总结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通过树立标杆,推动了兰考县的工作。孙天锡想,眼下的工作虽然千头万绪,关键是要抓好典型,以点带面。他把这个想法在县委常委会上讲了,经过大家讨论,决定在全县18个公社各抓一个大队作为示范点,并从县级部、局、委、办抽调18名年轻力壮、工作能力较强的中层领导干部和54名一般干部,分头去18个大队蹲点,扛死肩三年,工资关系转到所在公社。为了方便工作,下去蹲点的18名领导干部还兼任所在公社的党委副书记。

这批蹲点干部出发前,县上召开欢送会。孙天锡勉励大家,下去后和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苦干、实干、巧干,以优异成绩向县委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路在脚下,努力吧,拜托了!”

这次抽调下乡的干部,没有辜负县委的期望,他们满怀改变面貌的雄心壮志,团结依靠基层干部和群众,在各自蹲点的大队,从实际出发,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干群众所需,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受到群众的好评。在交道公社卓里大队蹲点的夏国玺,和干部群众同谋共断,改建二级抽水站,新建三级抽水站,把洛河水引到马家庄、东崖底两个生产队,扩大水浇地300多亩。在科学种田,推广优良品种,棉苗移栽,拓宽东西固市村道路,植树造林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在雷家洼北里庄大队蹲点的张党盈,积极出谋划策,栽植苹果树70亩,新建拖拉机站、肥料厂各一个,户户通电,整修道路,植树造林,办了七件实事。在业善南伏龙大队蹲点的和转时,发动群众打百米深井2眼、辐射井5眼,新增水浇地600多亩,还抓了500亩棉花丰产田,亩产皮棉超百斤。我被分配到寺前公社西观大队蹲点。进村后两三天,和第二生产队的干部群众商量,在村边好地栽植苹果树50亩。全大队6个生产队打百米深井3眼,辐射井7眼,新增水浇地1000多亩。通过干部蹲点,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促进了粮棉丰收。

在抓点工作上,孙天锡不仅安排在全县抓18个点,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沉下去蹲点,做出样子。他担任县委书记的五年时间,先后在安里公社郊城堡大队、西社公社小河西大队、雷家洼公社雷家洼大队、罗家洼公社杜家洼等大队蹲点。除了县上召开有关会议、安排部署工作、面上检查、去省地开会、省地领导来澄检查等工作外,其余时间都蹲在点上,和基层干部共谋发展大计,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按照省地要求,县、社、大队三级干部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为“一、二、三”,即县上干部100天,公社干部200天,大队干部300天。孙天锡在蹲点期间,每天至少参加两晌劳动,每年都超额完成了上级的要求。他在参加劳动中,根据当前的工作,注重抓好典型。譬如,他在郊城堡大队蹲点,春季抓村巷和道路整修、植树造林以及引县西河水上原;在小河西大队蹲点抓调整产业结构、挖坑条田和土地平整;在雷家洼大队蹲点抓棉田管理、大搞积搜沤肥等工作。县上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时,500多名干部先后去郊城堡大队和雷家洼大队参观,促进了面上的工作。

孙天锡来澄后,非常重视石堡川水库和抽黄两大水利工程的建设。县上先后派刘龙乾、刘存效、张生文、张绪田、韩武孝、陈金升、姚增健等领导常驻工地任指挥,并抽调韦坤堂、郑玉珊等同志为副指挥。他还和主持县委、县革委会工作的领导抓工地上劳、安排专项资金、石料拉运、渠系配套等工作。在工地遇到老、大、难问题时,他多次把县委常委会搬到工地召开,解决了隧道照明通风、总干渠石料拉运、南乌牛建房和民工的口粮补贴等问题。如今两大灌区渠成网、田成方、土地平整、经济发展、林茂粮丰、瓜果飘香,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1979年5月,孙天锡同志调耀县任县委书记时,我曾陪他前去。那天晚上住在旅馆,想起他在澄城的工作,辗转难眠,曾写诗一首,以表敬意。

 

敬业精神丹心诚,一身正气两袖清。

长年奔波风尘苦,蹲点实干在基层。

吃饭靠天民盼水,魂牵梦系“两工程”。

操劳五载离任去,古徵大地留赞声。

 

    孙天锡同志离休前任铜川市副市长。2013年7月6日因病去世,享年89岁。

 

清正廉洁张盘铭

 

岁月流逝,如烟往事渐渐淡忘。但在我的记忆中,张盘铭同志以身作则、亲自动手、俭朴为人、廉洁自律的往事,却仍然历历在目。

 

亲自动手

 

1979年5月,张盘铭同志刚从合阳县调澄城县任县委书记时,恰逢县上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安排部署“三夏”和下半年工作。由于他初到县上,情况不熟,我让县委办公室研究员给他准备了一份和大家见面的讲话稿,大约有七八千字。讲话稿送他审阅后,他没让打印,只是说讲罢了再印。这次讲话,他没有用原来的稿子,只用了“同志们”三个字,其他内容都是将原稿全部删去,而把要讲的话,又密密麻麻地写在原稿的横格上。这次讲话不到一个钟头,讲话结束后,台下热烈的掌声,是大家发自内心的赞许和肯定。

这次会议结束后,要以县委名义向地委写一个关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这次我吸取三干会讲话稿的教训,不敢有丝毫大意。我和一位研究员商量了报告提纲,并再三叮咛他要下点功夫,把这个报告写好,不可重蹈三干会讲话稿的覆辙。张盘铭同志看了这个报告初稿后,没有让这位研究员修改返工,而是亲自动手,晚上加班熬夜重写。第二天一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说:“老秦,这个报告我重写了,你在文字上再修改一下。”我接过报告一看,原稿上只留下前面的“地委”和后面的“以上报告如有不妥,请予指正”14个字。其他内容均已删去,又是在原稿的横格上写了新的内容。张书记重写的这个报告,言简意赅,文字精练,没有穿靴戴帽之类的套话、空话、大话,全篇只有两千多字,把会议的主题,大家讨论的情况,以及今后的工作设想,写的一清二楚。

张书记初到澄城,我们准备的两份材料均未采用,这对我和办公室的研究员来说,是上了一堂课,也使我们从心里对他产生了敬佩之情。在以后的工作中,张书记除了县上召开党代会、人代会、三干会等重要会议的报告,由县委常委会集体讨论,预先写成以外,平时召开公社书记会议的讲话稿,一般都是自拟讲话提纲,在会上先讲,然后由研究员整理印发。至于一般会议的即席讲话,更是不让秘书代劳。这种亲自动手的作风,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同志们交口称赞。

 

简办儿女婚事

 

1983年夏收,是我县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迎来的第一个丰收年。县委机关的干部多数是“一头沉”。有的虽是双职工,但家居农村,也有父母的责任田。为了龙口夺食,县委决定给机关同志放5天收麦假。张盘铭同志更是自告奋勇,让大家回去,他和侯振斌、王保洲等几名领导干部和同志在机关值班,处理日常事务。

同志们收假后,才知道张书记“三夏”下乡之余,利用放假期间,为儿子小平完婚,县委机关的干部没有一人知道,没有一人送礼。事后,因婚期已过,好些同志在背后抱怨张书记怕请客,不让大家喝喜酒。女儿小玲结婚同儿子一样,也办得俭朴。除个别同志知道外,举行婚礼时,他的亲属和朋友,去了不到两席。

为儿女简办婚事,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已是这方面的典范。张盘铭同志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为儿女简办婚事的做法,给大家树立了婚事新办的榜样。

 

廉洁自律

 

张盘铭同志经常以人民公仆严格要求自己。他不为名利溜须拍马,捧上压下,不搞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之类的不正之风。省、地领导来澄检查工作时,都在县委机关食堂就餐,一般都是四菜一汤,主食多是扯面、水饺、饸饹等地方小吃,从不带酒,更不在饭店吃饭。他担任县委书记的四年时间,每年接待费用开支仅300多元。我记得1979年将县档案馆存放的批林批孔等应该销毁的文件,送庄头公社造纸厂化浆,卖了1400多元,这部分钱用于接待开支,四年还没用完。张盘铭同志经常抽澄城卷烟厂生产的低档“兰香”牌卷烟,每盒只有一角二分钱。有些同志当面开玩笑,说太寒酸了,这是农民抽的烟,来人招待怎么拿得出手。他总是笑着说:“来人招待还有金丝猴烟。再说,我也是农民家庭出身,农民能抽,我也能抽,好烟、次烟还不是一样的熏。”有一件事对我教育很深。1982年我负责修建东二路县委新址宿办楼时,一天他对我说,过去做了一个书柜、一副床头,十多年了,油漆剥落,托我让建筑队的油漆工漆一下。漆好后他多次找我,问油漆钱和工钱是多少钱,让他把钱付了。我说:“这点小事还给啥钱哩。”张书记恳切地说:“小事也不能马虎。我是县委书记,更应该带头律己,做到公私分明。”此后,他又问了我好几次,执意要付钱。在这种情况下我说:“那就给5元8角钱吧。”这个数字我是按当时的油漆价说的。下午他让老伴把钱送来,我让管修建的会计开了一张收款收据,才算了事。

以上虽然都是些生活小事,但我觉得,细微之处见精神,小事之中见风范。张盘铭同志担任领导干部多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他讲廉政不是挂在口上,讲在会上,而是带头身体力行,说到做到。像这样的小事,张书记也许早已淡忘了,但是,他的同志,他的部下,他的家人,件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张盘铭同志七十华诞时,我写了一首诗,现抄录于后:

悠悠岁月四十年,为政清廉赞声传。

知人善任具慧眼,关心最是后争先。

公道正派唯果断,无欲则刚对青天。

老骥伏枥怀国事,晚霞生辉乐无边。